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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走读汉江(王若冰)
  • 为什么叫“汉江”
     
    笔直的江流直挺挺地划过,辽阔的江面被分为两半。东边是长江,平阔、浩荡的江水一片黄浊,如一块巨大苍黄的固体朝黄鹤楼矗立的蛇山涌去。与黄鹤楼隔江相望的龟山脚下,自秦岭巴山之间奔涌而至的汉江碧波荡漾,江水清澈。好像是为了宣泄1500多公里漫漫旅程积聚的激情,汉江在挣脱汉口和汉阳挟持、投入长江怀抱的一刹那,顺流而下的一江激情突然迸发,将浑浊的长江江水推向武昌方向。于是,蛇山与龟山对峙的辽阔江面上,一道纵贯南北、清浊分明的笔直江流出现了。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就从一清一浊、泾渭分明的江面上横穿而过。
    2014年8月5日午后,我伫立在汉口龙王庙汉江岸,目送长途奔袭而来的汉江将一江清水注入江水浑黄的长江之际,怀抱武汉的江汉平原上还有众多江水从四面八方朝蜿蜒东进的汉江汇聚;更远的秦岭巴山之间,成千上万条涓涓细流、山涧清溪也不舍昼夜,穿山越岭,源源不断加入汉江滚滚东流的阵营——由于汉江的加入,万里长江以更加磅礴的气势踏上奔腾东进的征程,而我却要怀抱汉江融入长江的最后一朵浪花,从龙王庙逆流而上,追寻一条如万里长江一样与一个民族文化精神、情感经历息息相关的古老大江历史身世。
    早在2004年盛夏与大秦岭相遇,我就关注到了同样发源于莽莽秦岭并紧紧依偎绵延1600多里的秦岭山脉一南一北,逶迤东行的两条古老江河:渭河与汉江。以西秦岭北麓余脉甘肃渭源县鸟鼠山为源头的渭河,在接纳来自北秦岭和渭北黄土高原众多河流后从陕西潼关汇入滚滚黄河,成为黄河中上游独一无二的一级支流。渭河流经的区域是华夏文明曙光初照之地,也是秦帝国发展壮大的摇篮。紧贴秦岭南坡、集结秦岭巴山浩荡江流逶迤东行的汉江,是东西横贯南中国大地的长江流域面积最广、流经里程最长、水量最为丰沛的一级支流。汉江是秦岭巴山共同孕育的儿子。然而,多年来让我百思不解的是,与渭河流经区域历史上拥有相对稳定的历史疆域、同质文化基因不同,汉江中上游秦岭巴山挟持,两岸山高林茂,地处僻远,是众多南方少数民族部族寄身山林,各据一方,各自为政,艰难求生之地;汉江下游江汉平原在荆楚崛起之前湖沼密布、雾瘴笼罩、荒无人迹,先秦以远一直偏离中国传统文化和主流政权核心区域,人们为什么要用后来成为一个民族称谓的“汉”字命名这条江河呢?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为这条东西绵延1500多公里、流经陕西、湖北两省,流域面积涉及陕鄂豫三省的河流取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汉”。也有人说汉水之名早在夏代就有了,所以成书于春秋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不仅说“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国风·周南·汉广》更是面对滔滔汉江嗟叹:“汉之广矣,不可泳思。”《大雅·荡之什·江汉》也说:“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可见,那时候的汉江江水浩荡,难以横渡,绝对是秦岭巴山之间一条江水连天、气势慑人的大江。
    历史上第一个为汉江命名并确认汉江在中国江河湖海中无可替代地位的历史名人,大概应该首推战国时期大思想家、儒家学说的嫡传继承者孟子。
    公元前326年,滕文公以滕国太子身份出访楚国,途经宋国时曾两度慕名拜访当时已经名震一时的大学问家孟轲。孟轲,这位孔子学说的忠实继承者和发扬传播者在向滕文公讲授治国理政要诀时,免不了要回顾历史,警示世人,而且谈得最多的是尧任用大禹治水的故事。第一次谈话,孟子在介绍大禹治水的事时,就有“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的说法,孟子这里所说“决汝汉”的“汉”,被《辞海》认为是汉江一名的最初来源。接下来,孟子还对滕文公说了这样一段话:“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孟子向滕文公讲述的这段历史,发生在第四纪大冰期过后的大洪灾时期。其中的“江、淮、河、汉”分别指长江、淮河、黄河和汉江。
    这个时期,在西方所对应的是《圣经》里亚当夏娃挪亚方舟逃生的故事。在中国,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和大禹治水神话传说,正是距今七八千年前大冰期过后气候转暖,覆盖欧亚大陆的冰雪消融,洪水泛滥,海水回流,我们先祖与肆虐的洪水进行殊死搏斗的真实写照。在孟子看来,是大禹开山导流,疏浚了长江、淮河、黄河和汉江四条大江大河河道后,一片汪洋的神州大地才江河分流,泽国消逝,曾经被龙蛇野兽占据的河谷、平原又回归人类,为躲避洪水野兽逃到高山丛林的人们才回到洪水退去、万物复苏的大地上重建家园,重新繁衍生息。
    孟子并不是那个几乎将东西半球人类同时毁灭的大洪灾亲历者,但在与孟子相距并不遥远的先民口耳相传的记忆里,汉江和长江、黄河、淮河一样,都因大禹疏导一度被堵塞的河道,才让四溢泛滥的洪水循规蹈矩,流向大海,大禹也因此成为救先民于水深火热的伟大功臣。不过,根据我后来走访搜集的资料来看,与长江、黄河、淮河相比,汉江诞生的年代似乎更为久远。著名汉水文化研究专家潘世东、王雄综合李四光等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研究成果,结合战国时期的《禹贡》和北宋时的《禹迹图》认为,汉江形成于地球早期造山运动发轫之际,比长江、黄河早出现在中国大陆7亿年左右。潘世东先生在一篇题为《汉江“七古”》的文章中说:“当汉水形成七亿年之后,长江和黄河才逐渐形成。可以设想,在乾坤奠定之时,长江当是一条小溪,或者说长江远不是当今的规模和流向,甚或它确实是汉水的一脉支流。”
    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汉江是中国大陆最古老的河流呢?
    还有一个问题让我这些年在与汉江一次又一次的相遇中越来越迫切地渴望寻找到一个相对有根有源的结论:在孟子提及的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四大河流“江淮河汉”中,既然黄河一名来由与它黄浊的水色有关、长江与它的江流绵长无敌有关,淮河之称谓来自于夏商时代淮人在江淮地区建立的小国——淮夷,那么在刘邦创建大汉王朝之前,孟子和孟子之前生活在《诗经》时代的人们将这条流经秦巴山区并最终归入长江的河流名之曰“汉”,到底出于什么缘由呢?
    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汉”字,更多是它的文化意味。然而在我查阅《说文解字》,再从“汉”字由金文、籀文、隶书演变轨迹追溯“汉”字历史渊源时才发现,原来“汉”字一开始就是为一种特殊的河流而创造的。金文里的“汉”字为上下结构,上面为繁体“难”字,下面则是水的象形,古人解释为流放的水域;籀文在将“汉”字简化为左右、上下结构时,不仅在右边加了一个“火”字偏旁,还在右上加了一个与地域的“域”字相通的“或”字,表示这条以“汉”为名的江水,是古代专门流放政治犯的地方。于是,有古文字研究者在总结“汉”字造字本意时认为,“汉”字乃因古代中原朝廷专门安置政治犯的一条江河而诞生,这条江河就是现在的汉江,古代的汉水。
    如果这种说法可信,也应该是在先秦以远的事。在楚人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开拓并成为汉江流域统治者之前,汉江流域众多少数民族部落方国,确实是被中原统治者视为尚未开化蛮族夷人。中原统治者为了给秦岭巴山之间这条流放者聚居的河流取一个名字,才创造了一个字:汉。
    据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公元前207年鸿门宴死里逃生后,刘邦被项羽封为汉中王安置到汉水流经的汉中时为什么满怀悲愤与不情愿了。尽管刘邦到来前,汉江中上游已经有蜀人、巴人、庸人、濮人等众多少数民族部族拓荒生存,但在中原统治者和刘邦心目中,包括汉中在内的汉水流域仍然是一块尚待开化的荒蛮之地,汉水横流,山林莽莽,地僻人稀,交通不便。项羽将刘邦打发到巍峨秦岭阻绝的汉水一隅,不仅无异于将一只雄狮关进了笼子,还暗含了将刘邦流放、发配的意思。善于审时度势的萧何为了打消刘邦顾虑,在劝慰刘邦时说汉中是汉水流经之地,汉水乃天汉之水,“语曰天汉,其称甚美”,最终促成刘邦忍气吞声,翻越秦岭,来到了他政治生涯绝处逢生的转折之地汉中。
    现在来看,汉江流域最为美丽富饶的地方有两块,一块是位于汉江下游的江汉平原,另一块就是汉江上游的汉中盆地。萧何将汉水比喻为天汉之水的时候,距金文和籀文赋予汉水为流放政治犯水域含义的夏商时代过去了两千多年,由于巴人、蜀人、庸人、楚人的苦心经营,汉水流域已经成为中原王朝政治和经济上都越来越倚重的区域。尤其是借助汉江上游龙岗人古老的稻作农业发展起来的水作农业,楚人在汉水中游筚路蓝缕,历经数百年艰苦卓绝所创造的社会与经济文明,让汉水流域成为除关中与中原之外最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地方。
    在我掌握的古人对汉江称谓解释的资料里,也有与萧何同样的说法。有人在解释《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时说,这里的“汉”指称天汉、银汉、天河,所以人们将汉水理解为天汉之水,除了因为古时候汉水江水浩荡,流量在春秋时期占据当时人们所能认知的中国第一大江河地位外,还有一个原因大抵是在当时已经盛行于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天地对应哲学观念中,既然天上有银河,那么奔涌在秦岭巴山之间这条江水浩瀚的河流自然就是地上的银河——天汉之水了。
    还有一种说法:汉高祖以前,汉水和发源于甘肃天水境内嶓冢山的西汉水本来源出一脉、东西两条汉水相连,皆为汉水。先秦时期,我们先祖仅有的地理学知识认为甘肃天水嶓冢山一带是天地之边缘,嶓冢山被认为是日落之山;秦以前,人们就将古汉水发源的嶓冢山所在区域叫作“天水”。既然如此,发源于天上之水(天水)流经的古汉水,自然就是“天汉之水”了!
    无论汉江的“汉”字最早是为了命名秦岭巴山之间一条流放者聚集的河流,才创造了“汉”字,还是我们先祖为了给一条与天上银河一样浩瀚奔流的江河命名才创造了“汉”字,在萌发于汉江之滨的大汉王朝诞生之前,“汉”也仅仅是一条江河的称谓。然而,当刘邦在汉水流经的汉中盆地忍辱负重,东山再起,创建大汉王朝后,汉江和“汉”字的含义骤然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汉朝、汉人、汉族、汉字、汉文化……伴随众多以“汉”命名的事物出现,更多以“汉”为词根的词语应运而生,“汉”已不单纯指一条河流,而成为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集合体和最为妥帖的指称。汉江也因此成为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亘古不息,奔涌在我们精神情感的记忆里。
    为了追寻隐匿在古老汉江日渐沉静浪花里的历史秘密与文化精神,2014年我先后两次从东西不同方向进入汉江。第一次是盛夏8月,我和夫人从杭州驾车返回天水途中。这一次,我们从汉口龙王庙汉江入长江处开始逆江而上,走遍了纵横在江汉平原和神农架山区的汉江主要支流。第二次是这年11月,为了追寻汉江的古老足迹,我只身一人从古汉水源头、后来在陕西宁强县阳平关归入嘉陵江,南下四川的西汉水源头嶓冢山出发,顺流而下,抵达丹江口。
    一年之内,前后两次,将近一个月时间,追随不舍昼夜,滚滚东流的汉江在秦岭巴山之间奔走,我行走的每一步,都有一个令人既沉浸迷醉,又心旌飞扬的声音在耳际震彻回响,这声音就是因一条大江而诞生的一个字:“汉”。
     
    两源同流
     
     
    2014年11月自西向东进入汉江,我选择了从西汉水源头、甘肃天水境内又名齐寿山的嶓冢山出发。
    从天水市区出发向西南30公里,一带蜿蜒延伸的山峦自西向东逶迤而去。山与山的窄缝中,曲折蛇形的公路将我引领到有一座突崛而起的山峦下。引颈仰视,山并不高迈,也算不上雄伟,但满山纷披的松柏荆莽却让它与周围有些荒凉光秃的群山明显区分开来。丛林间蜿蜒上升的山道铺满被秋风撕扯下来的松针,细密如芒,金光灿灿,踩在上面绵软如酥。到了山顶朝四周望去,上山路上看上去与之比肩的重峦叠嶂纷纷倒伏,把一片高远的天和群山莽莽的地尽数让给山顶上一座寂然矗立的古庙。
    已是深秋,站在高悬“三江镇岳”匾额的古庙前回首北望,萧萧秋风已为绵延起伏的群山涂抹上一片很容易让人触景伤感的凋敝。然而几步之遥,古庙南麓却秋意正酣,沿坡而下的翠绿麦田、点缀其间的碧树红叶,让一派依然燃烧着的生机汹涌澎湃,朝山南苍苍茫茫的群山蔓延而去。
    这就是两千多年前《山海经》和《尚书·禹贡》不厌其烦提及的西部名山嶓冢山,古人还称之为崦嵫山,现在天水人也称其为齐寿山。
    莽莽大秦岭自甘南临潭白石山昆仑山断层龙脊高拱,逶迤东进,一路上高峰林立,山岭蜂拥、鸟途难通,到了天水境内朱圉山到嶓冢山一带,盈天峰岭竟突然间降低腰身,在这条横亘中国内陆腹地中央的巨大山岭中让出一条可供人马通行、南北山水交融的自然通道来。嶓冢山一带这种山势平缓、南北交通相对便捷的自然现象,被党双忍先生称为大秦岭的“天水豁口”。嶓冢山也是天水境内最容易感受到南北地理自然差异的长江水系与黄河水系分界岭。从嶓冢山山脊向南一步,丛林里渗出的涓涓细流汇聚成河,经嘉陵江汇入长江;而转身向北,纵横交织的沟壑流出的大小河流经由渭河,都化作了黄河的朵朵浪花。
    中国有两座嶓冢山,一座是我现在抵达的天水嶓冢山,还有一座在它的东南方向——陕西宁强县境内。根据已知资料,两座嶓冢山都是汉水发源地,所不同的是宁强境内的嶓冢山是现在汉江发源地,天水嶓冢山是古汉水源头。
    郦道元之前,可供我们认识中国境内山川水系的地理学著作,只有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尚书·禹贡》。我们尚不能确定这两部著作的作者是谁,也无从判断在华夏先民尚处于混沌初开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什么力量让《山海经》和《尚书·禹贡》的作者获取了那么详尽的中国大地山川形胜、江河地理的信息。然而时越两三千年,当代学者发现,这两部至今被视为中国古代地理学诞生之前千古奇书的著作所描述的中国山河格局,依然没有太大改变。
    《山海经》和《尚书·禹贡》在记述汉水时,都将其源头指向嶓冢山。《山海经》以华山为原点,在指认汉水源头时说:“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冢之山,汉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沔;嚣水出焉,北流注于汤水。其上多桃枝钩端,兽多犀兕熊罴,鸟多白翰赤。”《禹贡·尚书》在叙说大禹疏导九州之内九条江河时也说:“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
    这里的沔水和漾水,都指古汉水上源。《山海经》和《禹贡》时代,东西汉水还没有分流,说古汉水发源于又名崦嵫山、齐寿山、兑山的天水嶓冢山,大概没有异议。为了实证古人说法,有人还列举现在发源于嶓冢山的西汉水朝南进入甘肃成县和康县时叫犀牛江,正好印证《山海经》所言嶓冢山和古汉水一带“兽多犀牛”的说法。然而到了东汉,《汉书·地理志》已经出现了东西汉水分流的记述。班固说,《禹贡》里所记载的嶓冢山,是西汉水发源地。西汉水从王莽时期天水郡西治(治所在今甘肃礼县红河一带)向南流入当时为广汉郡所辖的陕西略阳白水江,然后向东南在现重庆境内古江州汇入长江。
    不知道东汉时期的班固是否沿西汉水考察过,不过其所讲述的西汉水流向,几乎与现在不差毫厘。
    西汉水流经的西汉水上游,是大秦帝国创建者秦先祖的故园。先秦时中国疆域并不辽阔,从坐拥关中的西周京畿逆渭河翻过陇山,嶓冢山所在的天水境内是西部戎狄战马驰骋的西周边陲。在当时人们对大自然仅有的认知中,又名崦嵫山的天水嶓冢山已经是天之尽头、地之边缘了。所以公元前1世纪末,周武王灭纣后将忠于殷纣王的殷商同宗党羽、秦先祖嬴人安插到西汉水和渭河上游天水境内替周天子守卫西部边疆,既是一种惩罚,也可以看作是已经开始遵从礼仪治国的周人对曾经的殷商贵族——嬴人贵族颜面的保全。不过在嬴人举族西迁之前的帝尧时代,帝尧为制作历法,曾经向东南西北四个边疆地区派出过4位观测日升日落、天象四时变化的测日官,嬴秦先祖和仲作为派往西部的测日官员,已经到达过嶓冢山。大约由于和仲发现从东方升起的太阳在天空运行一天后落入嶓冢山(崦嵫山)茫茫山岭后,一天就结束了,所以先秦时代嶓冢山也被认为是日落之山。这种观点甚至在秦汉时期仍然颇为流行,因为司马迁在《史记》里也遵从了这种观念:“日出东南隅,日落崦嵫山。”到了东汉,班固在解释《禹贡》所说的嶓冢山和司马迁《史记》里的崦嵫山时,也明确说嶓冢山还有一个名字叫崦嵫山。在古人的天文认识中,崦嵫山(嶓冢山)是太阳神的家园、太阳的老巢。每天清晨,太阳神羲和驾驭六条龙拉载的太阳神车从东海之滨启程,自东向西在天庭运行一天后沉入有浩若天河般的西汉水涌出的崦嵫山,这一天也就结束了。以至于屈原在抒发其壮志未酬的渴望时,也将古汉水发源的崦嵫山看作是日落之山:“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也是古人将汉水之意引申为“天汉之水”又一缘由所在。
    七八年前,还在《天水日报》专刊部时我曾经刊发过著名历史学家、原西北师大古籍整理所所长赵逵夫一篇题为《汉水·天汉·天水》的文章,专门论述古汉水与嶓冢山、西汉水,以及汉水之所以被称作天汉之水、天水一名的来由。赵先生首先从20世纪70年代和近年相继出土于西汉水岸边甘肃礼县永兴乡蒙张村、文家村的两件青铜器铭文入手,发现“天水”作为地名,早在两千多年前已经确之凿凿地被铭刻在曾经与古汉水相连的西汉水上游这两件秦先祖使用过的“天水家马鼎”上。
    接下来,赵逵夫先生根据包括《禹贡》在内的历代典籍得出结论:“‘天水’是汉代以前汉水(今之西汉水、东汉水的合流)的发源地。‘天水’之得名,同其地在汉水上游有关。”原因是,从山东半岛迁徙到天水的秦先民最早居在嶓冢山所在的汉水上游。这个早年曾经濒临大海生活的部族在思念家乡时凝望夜空,将天空呈现的如江流涌动的银白色光带也称作“汉”。后来,“汉”或“云汉”“天汉”成了银河的通称,“汉”既指天上的云汉、天汉,也指发源于嶓冢山、哺育了秦人童年的那条大水,因而人们因为“汉”也有“天汉”之意,便将汉水发源地名为“天水”。
    这种既有实物依据,又不乏合理推断的结论似乎不无道理。
    如果据此想象,在秦人刚刚迁徙到西汉水上游的年代,我现在所在的嶓冢山应该有一条激流奔涌,江水浩荡的河流从嶓冢山山脚下纵横交错的沟壑涌出,然后一路开山劈道,逶迤南下,并在秦岭巴山之间聚集起万千河流,成就了一条奔腾不息的古老江流,最起码也应该是清流如注的泉水或溪流出现的。然而,时光流转,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几千年后我徜徉于嶓冢山顶,拨开草莽丛林,在天开地阔的嶓冢山山脊四处寻觅,除了阴湿泥泞的山径旁偶尔出现的依稀水迹,已无从寻找孕育一条古老江流发源的任何痕迹。
    好在弥漫丛林的空气潮湿而清爽,恍惚间似乎还有淅淅沥沥的水雾在林间飘散。伫立山顶远望,嶓冢山下一道道纵横交织的沟壑朝着西汉水流经的礼县大堡子山敞开——在秦先祖背井离乡,刚刚来到戎狄丛生的嶓冢山下、西汉水上游的时代,这些敞开的山谷应该有众多清流奔涌而出。它们是西汉水的源头,也是嶓冢山孕育的古汉水第一支清流。山溪流水日积月累的冲刷,在嶓冢山北麓开拓出道道幽深的谷壑,古老的汉水却因此获得了永不枯竭的水源。
    从嶓冢山下来,在山顶上没有找到一丝细流的谷豁里已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山溪哗哗流淌,溪流两岸丘岗绵延,金黄的白杨林与血红的柿子林色彩缤纷——这应该是西汉水第一支积流成河的源头之水了!
    追随嶓冢山流出的细流继续西行,到了三国古战场天水关、祁山堡一带,一条河流初成气象,虽然算不上激流奔涌倒也已经集结成一条河流的西汉水信马由缰,在西秦岭山区难得的一块平坦开阔川道里向西行进。
    天水关到秦先祖陵所在的大堡子山一带的西汉水河谷,曾经是秦文公以前秦先民祖居之地。他们在这里牧马、征战二三百年,并在西汉水上游某个叫西犬丘的地方建立过秦国第一个都邑。在距今两千多年前,背井离乡的秦先祖之所以能为周王室养出膘肥体健的战马而立功受奖,从被发配边关戍边的奴隶一跃而为等级森严的西周贵族行列,全仰仗于西汉水滋润出的漫山遍野丰茂的牧草。
    那时候的西汉水上游平阔地带,应该是古汉水的天下,秦人牧马生活只能在西汉水两岸的山坡地带。因为有资料说,春秋时期汉江流量一度超过长江黄河,是当时中国第一大江河。如果这种说法成立,春秋时期的汉江必然包括了当时应该是浩浩荡荡的西汉水。
    到了诸葛亮将军营安设在紧临西汉水的高丘——祁山堡举兵北伐的时候,东西汉水已经分流。
     
     
    从天水嶓冢山赶到陕西宁强大安镇,是为了寻找现在汉江(也叫东汉水)发源地——宁强境内的嶓冢山。《陕西省地图册》和我查阅的许多资料都标明,汉江另一个源头在陕西宁强县大安镇嶓冢山。东晋《华阳国志·汉中志》说:“汉有二源,东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漾。《禹贡》流漾为汉是也。西源出陇西嶓冢山,会白水,经葭萌,入汉。始源曰沔,故曰‘汉沔’。”然而到了大安镇,街上赶场百姓把汉江发源地不叫嶓冢山,而叫汉王山。为了核实路人信息到了镇政府,听过我的解释,办公室一男子说那叫汉王山。临走,男子又补充了一句:“也叫嶓冢山。”
    宁强嶓冢山入口,有一个叫烈金坝的村子。村口一棵巨大桂花树,是探寻汉江源头最好的标志。从公路北侧缀满细碎绿叶的桂树旁进入谷口,陡峭曲折的山路依山攀升,愈往前行,山路愈见曲折陡峭。汽车在仅能容一辆车通过的山道上踽踽前行,如一只口小肚大的大瓮般的山谷渐次打开,左手是深切的峡谷,有流水的潺潺巨响自丛林掩盖的谷底隐约传来;头顶是壁立而起的山峰,峰峦突兀,直刺云天——这应该是当地人叫作汉王山的嶓冢山了。
    行至半山腰,循着愈来愈清晰的水声抬头望去,壁立千仞的悬崖上有一线白光闪烁的激流奔驰而下,迅疾消失在丛林覆盖的峡谷之中,只留下跌宕而下的喧响在正午空阔寂静的山谷隐隐回荡。放下汽车,沿更为陡峭的山路到了汉江第一条清流涌出的地方才发现,奔涌在谷底溪流的来自一个并不见大的溶洞。洞内悬坠的钟乳石上水珠淋漓,一只酷似写意牛形的石头下,一线清流淙淙流出——先秦时期被人们比作银河星汉的汉江第一股流水,就从这里启程,开始了它追寻万里长江的漫漫旅程。洞旁石壁上刻有“古汉源”三个字。附身辨认,石牛背上隐隐约约也刻有八个类似蝌蚪的文字,但那种高古神秘的符号任我横竖辨认,也读不懂一个字。
    上山路上碰到两位住在汉王村的村民告诉我,汉江源头就在这个叫作石牛洞的溶洞里。后来查资料,发现这石牛洞竟然和大禹治水有些瓜葛。当地有一个传说,说远古时代这洞里激流奔涌,居住在谷口的先民饱受洪水之苦。大禹在嶓冢山导流汉水的时候,跟随他奔走九州,导流治水的青牛来到这里,用身体堵住激流。水患消除了,青牛却一卧不起,化成钟乳石,永远留在了汉水第一股溪流流出的洞内。为表彰青牛治水功绩,大禹在牛背上刻写下了这八个至今没有人识别的蝌蚪文。
    这样的传说也许有点荒诞不经,但却从另一面反映出过去石牛洞涌出的水流一定非常湍急。否则,还有什么力量能够将嶓冢山主峰下面原本应该连为一体的山坡撕裂出一道深不见底的峡谷呢?
    石牛洞流出的溪流流到烈金坝村口,已经水声潺潺,俨然是一条神形兼备的小河了。清澈碧翠的水流捧起一簇簇细碎而明亮的浪花从绿草护岸的沟渠里带着嶓冢山上满山葱茏的花草树木的气息蹦蹦跳跳流下来,穿过有金黄的银杏、青翠的桉树、暗香浮动的桂树环绕的金烈坝村口一座公路桥,水色青翠的身影很快就被对面一片青碧的巴山脚下的绿树碧野淹没。
    嶓冢山下的烈金坝一带既是汉江发源地,也是古代陕西与四川之间穿越巴山的古蜀道金牛道交通要塞。大安镇到烈金坝的路上,在一个叫金牛驿的村口,一位男子告诉我,他们村在宝成铁路通车前往来客商,昼夜不息,是古代金牛道上的著名驿站。从金烈坝往东、往西、往南面,通过秦岭、巴山和刚刚诞生的汉江出现的阳平关、界牌关、铁锁关、棋盘关、青牛驿、黄坝驿、金牛驿这些村镇名称我们不难看出,在宝成铁路通车以前嶓冢山下这块有汉江发源、嘉陵江南下、秦岭与巴山交汇的三角地带,应该是历史上出川入陕最为紧要的关口。
    嶓冢山半山腰石牛洞发源的汉江在金烈坝村前转身东流,进入勉县的路上,且行且接纳了一条又一条细小得无法在地图上标注的许多无名小河小溪,水量渐渐变大。进入勉县,随着发源于宁强、留坝、凤县交界处紫柏杉南麓的沮水和发源于宁强南部巴山的玉带河加入,一条江河的气象已经初现端倪。
    然而,在包括《华阳国志·汉中志》在内的古代典籍中,汉江在它的上源还不叫汉江,在宁强境内汉江被叫作漾水、在勉县被称作沔水。刚刚诞生的汉江在流经宁强、勉县逶迤东进的过程中,在流出古代褒国领地并在褒国故城褒谷口与另一条来自秦岭深处的河流——褒河汇合以后,以后来成为一个民族代称的“汉”字命名的伟大江流,才能赫然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辽阔视野中。
    与发源于甘肃天水境内北秦岭嶓冢山的西汉水一开始就带着浑黄的江水跌跌撞撞向南奔流不同,满目苍翠的秦岭巴山让东汉水在呱呱落地的时候不仅拥有了永不褪色的一江清流,也让它如一位出身优雅的江南女子一样,拥有了一种温婉迷人的气质。然而如果让时光回流到东西汉水尚未分道扬镳的时代,有了从三四百公里外南下东进的西汉水和奔涌南下的嘉陵江加入,从宁强、勉县向东流去的古汉水,应该已经初具了一条大江巨浪翻滚,浩浩汤汤的壮观气象了吧?
     
     
    对于西汉水与东汉水分流的时间,至今说法不一。有观点认为在汉代,有人说在南朝时期,但对于东西汉水分流地点应在宁强县阳平关关城与代家坝一带看法却基本一致。
    历史上最早提出汉水有东西汉水之说的,是班固《汉书·地理志》,随后东晋常醵的《华阳国志·汉中志》也说汉水有两个源头。到了北魏时期,郦道元《水经注》更为详尽地指出,是陕西宁强县阳平关和代家坝之间的潜溪河,让东汉水与西汉水相互沟通。但真正为古汉水东西相通提供科学考据,还是在20世纪50年代。
    1953年12月,四川境内第二条铁路干线天成铁路成都至绵阳段开工建设的第二年,铁道部宣布天成铁路更名为宝成铁路,并将该铁路起点由甘肃天水改为陕西宝鸡。随即,宝成铁路地质勘查工作全面展开。地质工作者在勘查略阳至宁强地质构造时发现,从宝成铁路必经的三国古战场阳平关关城向东、经东汉水发源地大安镇到宁强县城之间代家坝一带地下,埋藏有大量鹅卵石、卵石层和沙砾层。根据打孔勘探实物及对阳平关与代家坝之间地形地貌观察,地质工作者得出结论:这一带是一处古河床。在并不遥远的地质年代,已经和嘉陵江挽手南下巴山,流入四川的西汉水和嘉陵江原来极有可能就是从这里向东,汇入现在的汉江的。接下来,专注于古汉水两源同流——即古汉水有天水嶓冢山和宁强嶓冢两个源头的专家,对东西汉水分流的探讨至今还在继续。
    宁强嶓冢山所在的大安镇是沿后来修建的阳安铁路(阳平关至安康)到勉县最后一个乡镇。令人困惑的是,从大安镇到阳平关几十公里公路出奇地平坦开阔。北有秦岭,南有巴山的谷地不见一座隆起的丘岗,偶尔出现的土包也似人为修整过一般低矮浑圆。公路一侧平坦的谷地极目皆是收割后的稻田和庄稼地,却不见大一点的河流流过,路旁山体上布满断裂痕迹非常明显的断裂层。从代家坝镇往西,天地更为开阔。在略阳两河口与西汉水汇合后冲出莽莽大秦岭重围,奔涌南下的嘉陵江突然遭遇突兀崛起的大巴山和米仓山堵截,奔腾激荡,左右突围,急流回转的江水日复一日,侵袭冲刷出一片秦巴山区鲜有的辽阔空间,著名的三国古战场、宝成铁路和阳安铁路交会点阳平关就端卧在嘉陵江开拓的平坦谷地上。
    阳平关是一座充满悲壮与传奇色彩的古城,它的兴衰不仅与地处蜀北门户、扼制甘陕川三省交通咽喉有关,更与征战与死亡有关。两汉三国时期,企图掌控这条巴蜀进入北方中原地带交通锁钥之地的历史风云人物太多了,他们有张鲁、曹操、夏侯渊、张郃,还有刘备和诸葛亮。公元219年,刘备夺取阳平关后,这里一直是蜀军固守汉中的大本营。诸葛亮五次北伐,有四次从这里挥戈北上,失败退兵后,阳平关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地位又是诸葛亮休养训练军队的大后方。
    自从2004年进入大秦岭后,已经记不清我在涛声依旧的嘉陵江岸上这座古城徘徊、驻留过多少次了。过去是为寻觅历史的回声而来,这一次,是为寻找一条古老江河为何在此改弦易辙,东西汉水为什么在这里各奔东西而来。
    从大散关秦岭山巅一泓清泉开始,经凤县从陕甘两省交界处径直南下的嘉陵江到了阳平关,迎面就是拔地而起,群山绵延,重峦叠嶂的大巴山。按照常理,顺势而下的江水在遭遇强大阻力后就地回流,应该选择更为开阔的平缓低洼地带开辟新河道。然而在阳平关,刚刚冲出高峰林立的秦岭山区的嘉陵江在这座老城北侧突然转身,抛开镇东阳平关到代家坝如张开的臂膀一样的开阔地向西,朝地势相对较高的燕子砭而去然后转身南下,突破大巴山重围流向四川广元。
    这种有悖常理的江流转向现象是否与东西汉水挥手作别有关呢?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让一条原本融为一体的江河在阳平关分道扬镳的呢?
    在史书上没有寻找到东西汉水分流记载的情况下,有位网友在一篇题为《自古以来,嘉陵江与汉江是否同源就存在“扯不清理还乱”的关系》的博文中做出了以下三种猜测:1.战争割据中人为改道流入后来的嘉陵江;2.地质结构中岩石浸溶凹陷发生河床改道;3.地震裂隙造成断流改道。
    这位博友还推测,东西汉水分流的时间大约在南北朝。
    为了巩固割据政权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强行让一条江河改道?这样的浩大工程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如果有,这种几乎可以与秦始皇修长城一样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史书上为何无片言只语记载呢?虽然南北朝时期,嘉陵江、西汉水流经的甘肃陇南和陕西汉中西部一带出现过很多少数民族割据政权,但在阴平国、仇池国、武兴国这些氐羌小国中,又有哪个国家的国力能够完成如此耗资巨大的工程呢?
    也许自然原因才是迫使东西汉水分流的真正原因。
    我查阅到的资料中,一位叫秦州雁的作者对此分析最为详尽。他在题为《汉水与天水、嘉陵江的古今地理关系》的文章里说,发生于西汉时期的大地震让原本与东汉水一脉相承的西汉水(包括嘉陵江)改道南下,进入四川广元,成为嘉陵江水系的一条支流。支持这种观点的,是西汉时期甘肃陇南一带曾经发生过一次大地震。
    天摇地动,山崩地裂,山川移位,江河改道。
    这场在《汉书·五行志》和《汉书·高后纪》里都有记载的大地震,发生在公元前186年2月。《汉书·高后纪》说:“高后二年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杀七百六十人;地震至八月乃止。”《汉书·五行志》也记述说:“武都道山崩,死亡七百余人。”有关专家认为,这次武都道大地震震中在西汉水流经并与嘉陵江流经的陕西略阳接壤的甘肃成县,震级在7级以上——一场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破坏程度绝不亚于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的超强地震,让一条本来就在至今地质运动异常活跃的秦岭断裂带中奔流的河流改道,并非不可能。
    秦州雁还根据《方域揽胜》记载和颜师古注释,以及他掌握的考察数据写道:“在古汉水上下游还未中断的西汉之前,位于宁强县阳平关镇与四川省广元市之间的朝天岭(《水经》中的‘冈山’)阻挡南北水流,使流经甘肃陇南的白龙江、犀牛江、青泥河等河流与陕南阳平关镇以北的故道水(今嘉陵江上游)所有河流几乎全部汇入东流而去的古汉水河道,使关城的潜溪河河道连通东西汉水,又在略阳县西北的(今嘉陵江)河道,江水壅塞而形成高峡平湖的‘天池大泽’。由于‘天池大泽’的存在,宁强县与略阳县地势比较低的一些地段被淹没在古河道下。在古汉水流经的古明水坝今徐家坪乡地势较低的山顶,青泥沟和嘉陵江响水沟的分水岭上,汉江中源漾水与嘉陵江支流的低矮分水岭—凤飞岭以及今宁强汉王山(嶓冢山)南坡等地方至今有河流冲积搬运与选择形成的直径3—5厘米大小的卵石和堆积厚度约 0.5米的卵石层、河沙层,山顶偶尔还能捡拾到水生环境下才有的贝壳;在陕西宁强烈金坝附近,水面平常宽不过10米的漾水,平坦的河滩河床竟然宽达2—3千米,两岸有平缓的谷坡,但没有一般河流源头应有的深邃峡谷;支流所在的青泥沟却是一条宽谷,并且一直延伸至嘉陵江流域的代家坝。这一些事实表明这里过去曾经是一条大河的中游而不是上游,结合汉水与东西汉水的地名演变可知,这里曾经发生过河流袭夺现象,原有的汉水河道因为外力影响而中断了,原本属于汉水中游的地段变成了流程变化以后的新河道的上段。”
    为了探寻东汉水贯通以前的地貌,从阳平关出来,我转向东南从一条小道经舒家坝向宁强县城行进。
    舒家坝再向南,就是群山绵延的大巴山。但阳平关、代家坝、舒家坝构成的三角地带,却谷地开阔,山丘低矮,偶尔遇到的小河不是向东流入汉江,而是向西在阳平关附近汇入嘉陵江。路边层层叠叠的岩石也呈现出受外力强力挤压扭曲变形的形状。30多公里后,到了一个叫李家梁的地方,山势突然高耸起来,翻过平地崛起的山梁,宁强县城就出现在了眼前。
    第接下来的考察中才发现,李家梁也是嘉陵江和汉江分水岭之一。翻过李家梁,发源于大巴山的汉江另一个源头玉带河穿过宁强县城,闪着清亮的水波向北,汇入了汉江。大安镇、烈金坝到宁强县城之间是一道自北向南,平缓低矮的丘岗——如果不是剧烈地质运动让新崛起的高地将东西汉水分流,长江两大支流嘉陵江和汉江之间的分水岭怎么会如此低矮平缓呢?接下来行走在一望无际的汉中盆地,面对盆地中央宽阔平坦的河道里如闲庭信步般波澜不惊,缓慢流淌。清浅见底的汉江,总有一个无法解开的疑问让我不吐不快:如此清浅的汉江怎么会开拓出如此宽阔的河道呢?还有,谁都知道汉江盆地是汉江江水冲击的产物。然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汉江从发源地——大安镇嶓冢山到汉中盆地西部边缘勉县区区不过几十公里,而且汉江在这一段家有儿女初长成,刚刚起步的汉江要形成大江大河所拥有的“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浩然之势,尚需走更多的路、接纳更多江流才能完成,那么是什么力量在秦岭巴山之间拓展出东西长116公里,南北宽5—25公里的巨大盆地的呢?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更远的地质年代,由于一条自西向东滚滚而来的巨大江流经年不断地冲击,才创造了这个陕南秦巴山区唯一的平坦富庶之地。历史上,拥有如此巨大能量的河流,唯有东西汉水尚未分流之前的古汉江。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两千多年前那场大地震发生之前,在略阳两河口接纳了嘉陵江的西汉水以更加汹涌澎湃之势滚滚南下。汹涌的激流到阳平关,被壁立而起的大巴山迎面拦截,被迫转向东流,并在金烈坝再次接纳另一个源头诞生的汉水后以排山倒海之势在秦岭与巴山断裂带之间滚滚东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造山运动中遗留在秦岭—巴山之间的断层、裂隙、沟壑、洼地,被西汉水带来的泥沙等沉积物埋葬、填平,一块平坦肥沃的冲积平原由此诞生。
    地球上所有冲积平原和盆地都是这样形成的,汉中盆地不会例外。
    一条江河多个源头在世界河流史上并不罕见,更何况对于现在汉江源头(也就是东汉水),历来就有嶓冢山、玉带河、沮水三源同流之说。直到2011年10月,西安召开的长江水利委员会普查办河源考证座谈会上,专家才最终确定将陕西省宁强县大安镇汉王山确定为汉江源头。
    这并不妨碍古汉水有两个源头的历史。因为考察中我还发现,在东西汉水发源地——天水和宁强两座嶓冢山附近,同时有两个叫汉源镇的地方,一个是紧邻西汉水源头的甘肃省西和县县城所在地,另一个是宁强县县城所在地。
    这不是巧合,而是古汉水留下的历史胎记。
     
    山高水长
     
    一条河流从高山簇拥的大山深处起步,即将踏上翻山越岭,赶赴与汉江汇合的漫漫旅程。
    这河流是汉江最长的支流丹江,它的源头在终南山南麓群山深处。
    茫茫秦岭从天水进入关中,竞相挺拔,逶迤东进的崇山峻岭既是八百里终南仙境核心,也是汉江支流最集中的区域。陕西境内汉江北岸众多支流褒河、酉水河、子午河、金钱河、乾佑河、旬河、丹江源头,都在汉中、安康、商洛环绕的大秦岭南坡万山丛中。
    将蓝田环绕在群山之中的苍茫山岭,就是中国道教文化中神仙云集的终南山。终南山是绵亘中国内陆腹地的秦岭山脉高山密林最为集中的苍茫高地,也是渭河与汉江水域分界最明显的地方。绵延耸立的高山让中国南方与北方有了分野,发源于高山峡谷的河流也以山岭主脊为界,依山就势,选择自己的流向。蓝田猿人老家公王岭下九间房一带,高山丛林流出的每一滴清水都顺着朝关中平原北斜的山势,悉数流入灞河,在白鹿原下汇入渭河。但从九间房、蓝桥和唐代诗人王维隐修过的辋川翻过终南山主脊,缓慢南倾的山岭引导着牧护关、黑龙口一带群山峡谷众多的溪流,都选择了顺势朝南集结成古老丹水,经商洛、鄂西、豫西,跋涉440余公里,投入汉江的流向。
    到商州黑龙口镇已经初具规模的丹江,在它的源头——黑龙口镇梁坪村还是一条在白墙黑瓦的村子中间沟渠里哗哗流淌的小溪。沿渠水上行,才发现这渠水由村头三条敞开的沟壑流出的细流汇聚而成。从路边的指示牌可知,三条沟壑分别叫石板沟、水晶沟、正沟。踩着遍地草木落叶沿正沟流出的细流登上一座并不高峻的山梁,就有一勺清泉从山石交错的沟垴里流出——这便是丹江第一滴水流出的地方。
    黑龙口一带的莽莽群山是秦岭和终南山的一部分,但当地人习惯将丹江第一滴水流出的这片莽莽群山叫凤凰山。这时候丹江也不叫丹江,当地人叫它闵家河,直到在黑龙口附近,从“丹江第一村”梁坪村流出的闵家河与另一条同样来自凤凰山深处的河流相会之后,丹江才在群山环抱中应运而生。
    诞生于秦岭深处的丹江一生都奔走在高山峡谷之间。
    丹江发源的黑龙口、牧护关一线,是秦岭山脉高山峻岭最为集中的地方。如果从大秦岭主峰太白山算起,秦岭造山运动中拔地而起的太白山、鳌山、牛背梁、玉山、蟒岭、鹃岭等数十座海拔两三千米的高峰麇集于此,让中国南北自然地理分界一目了然,也让这一区域成为中国古代南北交通最为艰险的地区。元代库谷道、义谷道、锡谷道开通之前,从蓝关沿丹江越秦岭至商州与商於古道首尾相接的蓝关道,是关中地区进入安康和商洛的唯一通道。
    由于莽莽山岭阻绝,商於古道几乎一路都行进在丹江及其支流开辟的峡谷盆地之间。在丹江初具大江大河气象之后,与丹江干流涛声若即若离的商於古道经丹凤出武关,从商南富水镇进入河南西峡,经内乡柒於镇,可直抵湖北襄阳乃至江南和岭南。秦帝国创建后,秦始皇连续五次出巡全国视察,两次到南方,走的就是这条一路都能看到丹江波光闪烁的秦代国家高速公路——秦直道。
    群山中跌宕南下的丹江,在商州麻街镇冲出大山重围转身东南、奔向汉江之际,一个并不开阔的山间盆地——商丹盆地的出现,让急促而来的江水有了舒展身子、调整流向的空间。尽管这个委身于南秦岭凤凰山和流岭之间、横穿商州和丹凤全境的盆地狭窄且并不绵长,却是丹江流域最大的盆地。
    商丹盆地是秦岭造山运动和丹江江水变迁共同的产物。
    距今100万年前进入高峰期的秦岭造山运动中,秦岭板块与杨子板块相互挤压抬升,在秦岭南麓留下的许多褶皱与裂隙,是众多发源于秦岭山区的汉江支流朝汉江聚集的通道,也是后来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古人类理想的生存之所。然而造山运动最初留给这些褶皱与断层之间的,仅有一个又一个高低不平,岩层裸露、寸草不生的低洼谷壑,只有群山之间奔流而下的流水用它经年不息带来的泥沙、黄土等沉积物将谷壑填平,在高山纵横的谷壑拓展出一片片大小不一的盆地,水稻才可以在气候温暖的深谷拔节吐穗,玉米和小麦才能在波浪般隆起的丘岗生长,人类才能够在有足够的平地建房耕作的地方安身。商丹盆地的诞生也应该经历了这样漫长的地质变迁过程,只是在遥远的过去,挣脱群山羁绊的丹江呼啸而下,不仅将更多沉积物带到了这个相对开阔的断裂带,经年不断的江水冲刷还在秦岭南坡纵横交织的山岭之间拓展出丹江干流沿岸这块难得开阔平坦的山间盆地。
    与汉江干流所流经的高山丛林地区既是众多汉江支流源头,也与古代临汉江而居的诸多少数民族家园不同,在陕西汉中、安康和湖北十堰境内汉江干流一带的蜀人、巴人、羌人、庸人、楚人割据一方,和占据岭北渭河、黄河流域华夏部族鲜有交往的夏商周时代,包括商丹盆地在内的丹江流域已经是与北方中原王朝沟通岭南的连襟纽带。若非如此,周成王怎么会将当时的大数学家、轩辕黄帝第二十五子昆孙高封到商洛呢?战国时期,秦孝公又将商州到武关广大地区封给他格外倚重的改革家商鞅。秦统一中国之前,因商鞅封地而叫商於之地的丹江中上游一直是秦楚两国拼死相争的战略要地。
    有一种说法,说尧帝之前不叫丹江,而叫叫粉青江,尧帝长子丹朱死后被葬在丹江流经的地方,人们才将这条流经陕西、河南、湖北三省最终注入汉江的河流改名为丹江——沿丹江行走,在丹江流经的河南淅川、内乡、邓州,甚至远离丹江的汉江南岸湖北房县、竹山一带,都有尧帝长子丹朱的传说和遗迹。
    进入商丹盆地,丹江在两岸高山绵延的中间平缓开阔的河谷开始了一段悠闲漫流的生涯。尽管这种可供清澈碧翠江水舒曼萦绕的时光并不长,但在愈来愈多的支流将丹江再度逼入崇山峻岭之前,从商州到丹凤、商南的丹江河谷不仅成为汉江流域人类最早的安身之所之一,开阔平缓的江水还让丹江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樯橹往来,白帆飘飞,成为沟通汉江与秦岭之间的航运通道。
    早年商洛的中心不在商州,而是丹凤。
    2004年夏天第一次到商洛,诗人慧玮领我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历史上丹江第一码头——丹凤县龙驹寨。他告诉我,商洛因丹凤县的商山和发源于洛南的南洛河得名,但商洛最早的繁荣却是丹江水旱码头,因供奉着丹江水神而俗称花庙的龙驹寨带来的。
    十年前我看到的龙驹寨寨门面朝丹江,清冽的江水从金碧辉煌、华丽壮观的寨门前蜿蜒流过,花庙大门前依稀可见的青石台阶告诉我,这里曾经是自汉江而来经八百里丹江北上货运船只向北行进最后的码头。不过,在围绕龙驹寨丹江码头汇聚起船帮、马帮、盐帮、青器帮会馆之前,最先在丹江上游商丹盆地建起规模空前城邑的,是战国时期秦国改革家商鞅。地点在龙驹寨以西不远、丹凤县城郊的古城村。
    公元前341年,商鞅乘前一年齐魏马陵之战魏国大败,率军发动第三次河西之战,击败魏军,俘虏魏国公子卯,迫使魏国将此前魏将吴起占领的黄河以西之地归还秦国。为表彰商鞅战功,秦孝公将丹江流域商州到河南内乡十五邑封给商鞅。大抵是由于地处商丹盆地的丹凤水陆交通便利的缘故吧,已经通过他和秦孝公大刀阔斧改革将秦国领向触手可及的霸主之路的商鞅,在距龙驹寨不远丹江北岸修筑了占地面积120余亩的商邑。
    那时的丹江江岸肯定比现在宽阔,水流也更加浩荡。大概是为了既符合先秦时期早已盛行的阴阳学说,又便于利用丹江舟楫之利的缘故吧,商鞅将原本可以成为自己世袭之地的行政中心——商邑,建在丹江北岸丘岗上。这座丹江岸上修筑较早的城邑建成后大概也没有繁华多久。商鞅被封为大抵相当于现在丹江流域领地所有者三年后,鼎力支持商鞅改革的秦孝公去世,大刀阔斧改革将秦国带上强盛之路的同时把自己逼上绝境的商鞅,在众多政敌围追堵截下无路可逃,被迫在这里举兵抵抗,完成人生最后一搏后便人亡城废。几年前,考古人员在古城村进行考古发掘时黄土下还埋藏着商鞅时代留下的篆书“商”字图案空心砖。
    我到商邑遗址的时候,上海到新疆霍尔果斯的312国道将仅存的一段城墙从中间斩断,一块应该是近些年才立起的石碑告诉我,这里就是商鞅人生的最后驿站——商邑。
    商鞅之后,伴随丹江涛声来到商丹盆地的是秦始皇时期的四位博士官东园公唐秉、甪里先生周术、绮里季吴实、夏黄公崔广。这四位历史上有名的隐士本来是秦朝官员,秦朝末年,为躲避乱世来到丹江南岸的商山与溪风松柏为伴,以紫芝朝露为餐,避官不就。后来,四位高洁之士被西汉开国重臣张良费尽周折请出商山时已年届八旬,皓首白须,人称商山四皓。
    从商鞅冒死改革到四皓隐居商山,这条从莽莽秦岭群山冲出的河流在它的上游,已经开始酝酿一股激流涌动的文化巨浪。
    从商邑逆丹江向西,是古商县所在地。更早的时候,位于丹江北岸的商镇是商丹盆地乃至丹江在商洛境内的中心,商洛土著至今还是习惯把商州叫商县。2004年到商镇时,炉火熊熊的铁匠铺、摆满街面的农具山货还在提示我,古老农耕遗风还在古街老宅之间浮荡。然而仅仅十年时间,崛起的楼房、遍地溢荡的商业文明,已经让丹江两岸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背景越来越模糊。如果没有镇西安葬官东园公唐秉、甪里先生周术、绮里季吴实、夏黄公崔广四位高士的四皓墓,我不知道该从何处寻觅曾经弥漫这座千年古镇的儒雅之风!
    商镇往西几公里,是贾平凹老家棣花镇。
    和商镇一样,棣花镇也是因商於古道享有过上千年繁华的古驿站。伴随丹江古老的涛声,经由这条古道翻山越岭往来于秦岭南北的人物有客死他乡的楚怀王、汉王刘邦,还有韩愈、李商隐、杜牧、李自成。几次到棣花镇,贾平凹老家贾塬村前一湖碧水总让我感慨贾平凹的才情智慧全赖于老家祖宅占据的风水之利,然而这次途经有商山为屏为障、有丹江在不远处萦绕的棣花镇,发现棣花镇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关方面投50亿巨资根据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描述打造的商於古道文化景区已初具规模。贾塬村前的莲湖、莲湖岸上的二郎庙、二郎庙旁一条曾经是宋金界河的小沟和贾平凹旧居,被兴建的客栈、驿马、酒楼、商号连在一起,形成一座规模空前的明清古镇。古镇上的建筑也一应是依照贾平凹《秦腔》里清风街描述和古棣花镇的记忆复原,古色古香,颇见匠心。然而徜徉在这座试图恢复商於古道车水马龙,驿马络绎盛景的古镇,我还是无法复原杜牧笔下“雉飞鹿过芳草远,牛巷鸡埘春日斜”的景象。
    不过,经过商丹盆地短暂休整,丹江清澈温婉的江水让深居秦岭山中的商洛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具备了南方的自然风貌。在商州丹凤一带,阔叶植物明显增多,虽然深山高丘仍然种植玉米、小麦,但河谷地带已有水稻出现;到了商南,富水镇、生龙寨一带绵延起伏的茶园,让这里成为我国纬度最高的产茶区。
    丹江流经的陕南和豫西,正是大秦岭倾身南下,在汉江北岸与大巴山隔江相望的倾斜地带。到了丹凤龙驹寨,急速南下的秦岭南坡迫使丹江不得不再次调整流向,朝着又有众多群山壁立而起的丹凤南部山区而去。商於古道与丹江在龙驹寨暂时分手,但这条繁华千年的秦楚大道经武关、商南,进入河南西峡、内乡的向东行进的路线,依然走在丹江众多支流开拓的丘岗峡谷之间。
    流出龙驹寨,丹江再一次陷入群山围困。
    这些让丹江又一次收住继续南下的脚步,在无始无终的群山峡谷中奔突东进的群山是南秦岭一部分。高低嵯峨、绵延无尽的群山聚拢在丹江南岸,阻断了丹江奔涌南下直接与汉江相会的通道,也让丹江在千山万壑的胁迫下如扭曲的麻花,在仅容一条江流的峡谷深处奔流。
    从龙驹寨出来追逐丹江南下的身影时,我一直行走在头顶只有一线蓝天的峡谷之间。江水撞击山谷的喧响陪伴我到一处天空稍微开朗的山间盆地时,又一座汹涌而来的高山迎面崛起,刚刚冲出高山的江水被迫再次调转流向,在茫茫群山陪伴下转向东流。
    这个因为丹江与它的支流银花河相汇拓展的河谷小盆地,仅容一座小镇安身,它就是赫赫有名的竹林关镇。
    竹林关是汉江北岸常见的那种山间小镇,但由于自山阳蜿蜒而来的银花河与奔腾南下的丹江相拥相抱,四周又有渐次高隆、层次分明的鹘岭和流岭群山衬托,天便显得格外蓝、水也显得格外清。残存的古竹林关关墙,古风犹存的杨泗庙、城隍庙、船帮会馆、娘娘庙,以及随处可见的飒飒竹林,让这座丹江岸上的水陆码头弥漫着一种让人惬意留恋的闲适与安静。
    不过历史上的竹林关却是丹江中上游仅次于龙驹寨的繁华之地。我掌握的资料说,竹林关地处丹凤、商南、山阳交界处,俚语有“鸡叫一声听三县”的说法。过去的竹林关是汉江流域有名的水旱码头,水路可由丹江抵达汉江,陆路可通湖北郧西、郧县。明代,这里就设有以军事防守为主要职责的巡检司,清代设有千总把手——在这个山大谷深、地偏人稀的地方,明清时代政府在这里设置这些类似于派驻部队的军事管理机构,主要目的应该是保护这个汉江流域水旱码头社会治安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贺龙率领的红三方面军,以及1946年中原突围期间李先念部都曾经转战竹林关。1932年11月,贺龙率领红三方面军到达竹林关与毛泽东的同学、中央分局书记、党代表夏曦之间的那场剑拔弩张的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斗争,就发生在供奉丹江水神杨泗的杨泗庙。
    丹江流出竹林关镇,波光粼粼的身影迅疾被四面合围的高山吞没。
    丹江波光消失的地方,是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和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莽莽秦岭在鄂陕豫交界处收拢它南下的脚步,纵横交错的山岭愈显破碎而密集,横卧丹江南岸的新开岭和自北而下的伏牛山余脉,让丹江最后的旅程变得异常艰辛。高山淹没了丹江身影,也让我追逐丹江的脚步动辄受阻于一座接一座不期而遇的群山。陕西、河南、湖北交界的丹江下游,是山与水纵横交错的世界。高迈绵延的群山永远是这里的主人,一座又一座群山相互搀扶着,毫无规则地蹲踞在丹江两岸,山与山之间裂开的大大小小峡谷,必然有或大或小的河流山溪涌出。这些诞生于高山、一生都奔流在山谷之间的河流,都是丹江支流。它们短促的水流在平常季节激不起几朵浪花,被高山围困的地方也往往是人迹罕至的荒蛮世界。不过,从陕西商南梳洗楼进入丹江又一座著名水旱码头——河南淅川荆紫关镇,诞生于崇山峻岭、奔走于万山丛中的丹江即将告别群山围困,山重水复的跌宕之旅。
    清亮可鉴的江水在突然敞开胸怀的山谷间悠悠东进,江北岸一座屋檐嵯峨、白墙黑瓦的古镇,是河南淅川县荆紫关镇——早在盛唐时期就因丹江航运商贾云集的水旱码头;清流舒缓流过的丹江西岸,是茫茫秦岭深处有名的白浪镇。与荆紫关镇相比,这座分属陕西商南白浪镇、湖北郧县白浪镇和河南荆紫关管辖的江岸小镇曾经拥有的繁华与名望,既得益于丹江航运,更因为一条不足百米街上竖立的那块三省分界碑:依山临江的白浪镇只有一条南北曲折的街道,街中央一座并不高大的界碑,让同住一条街上的居民户籍及行政隶属关系分别属于陕西、湖北、河南三省管辖。
    从荆紫关进入淅川腹地,丹江仍然要与缓慢下沉的山岭为伴,但比起一路上让江水跌宕起伏,喜怒无常的丹江中上游山区来说,过去年代丹江与另一条同样发源于秦岭高山深处、南北纵贯淅川全境的古老河流——淅水共同开拓的百里平川,已经足以让丹江江水再度舒展身子,顺势南下,并在结束440余公里穿山越岭之旅的时候终于摆脱绵延群山羁绊,独享丹江口水库烟波浩渺、天开地阔的世界了。
    现在的淅水已经是几近断流的小河,但在两三千年前的西周初年,淅川境内丹江与淅水交汇的老城镇——也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丹淅交汇地带却是沿丹江而下的楚文化聚会萌发之地,楚国第一个国都——丹阳也诞生在这里。
    沿丹江一路走来,尧太子丹朱和楚人一直是最容易与我不期而遇,也最容易让人产生思古之幽情的意象。到了淅川,政府打出的“楚国初都”形象宣传广告和淅川县博物馆琳琅满目的青铜器、玉器告诉我,徘徊丹江两岸的日子,我其实就行走在楚人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路上。3000多年前,楚人正是在沿丹江东进南下过程中完成第一个创业期。
    尧帝将太子丹朱封到遍地都被大山围困的丹江流域,是为了给他帝位的继承者舜留下一个清静的江山。楚人刚刚创业之初寄身山岭纵横的丹江流域,则完全出于无奈地求生。我在淅川县博物馆买到的一本《楚都丹江在淅川》的学术文集说,周成王时期生活在江汉地区的苗族后裔鬻熊重孙、楚人先祖楚子熊绎,被封到山高水长、荒蛮僻远的丹江流域。这位平日里坐着拉柴用的车子出行、穿着打满补丁的破衣服出朝理政、开辟翻越荆山通往关中的山道、跋山涉水向周天子进贡的楚国开国之君建立的楚国第一个国都——丹阳,就在淅川县老城镇杨山村,只可惜1971年沉没于丹江口水库库底。
    对于楚国最初国都丹阳,学术界至今还有湖北枝江、重庆秭归和河南淅川丹淅三种说法。《楚都丹江在淅川》一书中,许多楚文化研究专家和考古工作者以1977年以来淅川境内出土的众多楚墓为依据,试图确定楚国最早的国都丹阳在淅川丹江流域,然而学术界各执一词的争论还在继续。不过,无论有关丹阳地望之争最后如何尘埃落定,在古老丹江孕育了最初的楚国和楚文化这一点上,似乎没有多少异议。
    一路沿丹江走来,不仅我看到的陕西商南过风楼,商州东龙山、陈塬遗址,河南淅川下寺遗址、西峡丹淅之战遗址等早期楚文化遗迹浩如繁星,构成一幅楚人沿丹江和商於古道向南,环环相扣,逐步发展壮大的历史编年,就连丹江流经的鄂、陕、豫三省交界处饮食方言、建筑风俗,也都一样浸淫着浓郁的荆楚之风。本来与关中只有一山之隔的商洛境内那种屋檐高翘犹如楚国官员头顶鹅冠的屋顶帽,河南淅川、西峡一带黑门高墙的民居与湖北民居既朴素无华,又精巧实用的风格如出一辙。
    在荆紫关一带摆脱群山重围,丹江再度转身南下,迅疾融入小太平洋一般水波浩渺的丹江口水库。但在丹江口水库修建以前,丹江还要在接纳来自河南南阳境内的老灌河、淇河后,才能在湖北江汉平原即将展开身姿的老河口与汉江相会。
    从秦岭腹地一股清流到最后一朵浪花消失在丹江口水库,丹江一路上到底穿越了多少崇山峻岭,又有多少发源于大山深处的河流加入丹江千古不衰的绝唱,恐怕无法统计。不过我掌握的一份资料说仅陕西境内,流程在25公里以上的丹江支流就有21条,长度10公里至25公里的沟壑79条,1公里到10公里的支沟952条,至于只有一线细流的小沟小壑,则多达34300条。
    如果不是丹江口水库让穿越千山万岭的江水有了一个安静的归宿,丹江还要穿越多少高山峻岭、接纳多少来自高山峡谷的河流,才能涌入汉江温暖宽厚的怀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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