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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上帖(汗漫)
  • 1.白马咖啡馆:一个仁慈的黄昏时刻
     
    白马咖啡馆门外台阶上,卧着一只黑猫。
    鲁迅不喜欢猫,原因有二:猫在春天的嚎叫声,欲望毕露,扰人清梦。周作人曾搬出茶几,鲁迅站上去举着竹竿,把屋檐上的一群猫拍散。兄弟失和后,周作人时时想起北京求学期间这一场景。猫的媚态,类似于鲁迅眼中某些汉子。捕鼠,猫也不会一口吃掉,而是放走它,再捉,再放走,再捉,“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
    鲁迅喜欢马,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说:“我是南边人,但我不会弄船,却能骑马。先前是总要跑它一两点钟的。”他读书时候给自己起过一个别号“戎马书生”。
    暗自想想先生骑在马上的样子,我笑了,端一杯拿铁咖啡,像一个拿着铁器的战士?
    白马咖啡馆,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三层德式风格的历史保护建筑,位于舟山路、长阳路、海门路交叉处,距离先生去世前最后居住的山阴路很近。不知他来这里消磨过时光没有。
    下午的咖啡馆,有些疲倦。两个服务生穿着印有白马图案的绿色工作服,在几个男女客人之间往返传递餐品,像两匹白马在往返追逐着他们身上的草地。
     
    沿木楼梯上楼,无意间低头,从小窗口窥见一楼女客人裙裾下的长腿。惭愧。
    二楼四壁悬挂二十多个镜框,展示着犹太摄影家霍斯特·艾斯菲尔德的旧日上海记忆,部分图片说明文字摘抄如下: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我十三岁生日刚过不久,就揣着一架简单的箱式照相机来到上海,躲避纳粹迫害,爱上这一座接纳了无数犹太人的东方城市。”
    ——“犹太小难民的学校运动会。”
    ——“白马咖啡馆内的犹太人婚礼。”
    ——“避难所食品分发的场景。最困难时期每天只有两餐,每餐只有一小片面包、一碗土豆汤。”
    ——“一九四四年,我当时的女友格尔达·史韦林在虹口马路市场朝我招手欢笑。”
    ——“一九四六年,市政府监狱内的战犯审判。”
    ——“十六铺码头,一九四七年,犹太人乘船离开上海前与上海友人合影、告别。”
    ……
     
    在咖啡馆二楼阳台,可以清晰地看见草地以南、舟山路尽头、一九〇七年建设的摩西会堂,现在是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我刚刚在那里徘徊半天。
    一座三层建筑,底层为小教堂,二层的一半悬空,可俯瞰底层并祈祷。三层是一个影像厅,循环播放一个纪录片《犹太人在上海》。从一层,到三层,楼梯拐角处的装饰图案都是洋葱头形状,据说,这是犹太建筑风格。
    一层一层的洋葱头,惹人流泪。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德国境内所有犹太商店、犹太教堂遭到袭击的这一“碎玻璃之夜”,使排犹运动进入高潮。各国拒绝犹太难民涌入,只有中国发出签证。先后近两万难民,积攒出一张张船票,乘船,用一个多月时间,越过红海、印度洋,来到了陌生的上海。摩西会堂、白马咖啡馆周围的虹口区域,建立起了难民中心、难民学校。犹太人渐渐适应了这座正处于中日战争时期的城市生活。他们借钱或者当掉衣饰,操持起了咖啡馆、理发室、面包房、照相馆、时装店、电影厅等等生意,做老板,或者当电工、花匠、裁缝、家庭教师、歌手,建立犹太复国组织并训练青少年,举办音乐会、选美比赛——获胜者的奖品,可能是一瓶香槟酒、三封求爱信。
    在上海,犹太人们恋爱、结婚、离婚,恩怨交加,梦想未来。摩西会堂见证了这一切。在会堂一角,我读到一个犹太诗人的句子:“请你把我庇护,做我的妈妈、我的姐姐/ 把我的头抱在你胸前/ 在一个仁慈的黄昏时刻,请听一听我的苦难/ 低下你的头颅/ 人说世间自有青春在,可我的青春又逝于何处/ 我在人世间已经一无所有,只有大片的荒漠/ 请把我庇护,做我的妈妈、我的姐姐/ 把我的头抱在你胸前。”
    介于白昼与夜晚之间的黄昏,是仁慈的——喧嚣渐渐歇息,恐惧尚未浓重。但只要有妈妈和姐姐一般的爱存在,这喧嚣与恐惧,都可以忍耐和缓解。
     
    从摩西会堂到白马咖啡馆的路上,我经过了摄影家霍斯特·艾斯菲尔德所说的“市政府监狱”,即提篮桥监狱,然后又去看了下海庙。
    提篮桥所指代的那一座越过下海的桥,早已消失。下海也从一条河流,淤塞成一条马路“海门路”。从前的人,提篮过桥去买菜、卖玉兰花、上香、送渔船出行,是一幅《点石斋画报》里的风俗画。现在,上海民间的一句诅咒语则是:“送侬去提篮桥好伐?”
    这一监狱由上海工部局建立于上世纪初期,被称作“远东第一监狱”,可见其格局之森严,刑罚之冷峻。其中一牢房的天花板可以开阖移动,在寒冬向天空敞开,让冷风携带雪花涌入;在酷暑,四围密闭,连一扇小窗也被堵死——被囚,也是一种参禅和苦修?监狱的设计建造者,有着多么可怕的想象力和黑暗的诗意。
    提篮桥监狱史,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革命者、文人、汉奸、日本战犯、普通罪犯,一代一代让历史和世界不安的人,在这里进出或消失。深黑色的大门紧闭,只开有一扇小窗,我凑上去窥视,那一刻,感觉自己很像一个来探视章太炎、邹容的进步青年……
    隐约听见监狱内传来合唱声。大概就是著名的“新岸合唱团”在排练、演出。曾经在电视中看见一则新闻:某人盗窃,判刑入提篮桥监狱,释放后继续盗窃,目的是为了回到提篮桥监狱合唱团担任领唱。那个江苏南通的瘦小农民在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说:“新岸合唱团水平高,指挥是一个音乐家,诈骗犯。我就想一辈子待在里面唱歌才好。”
    监狱,也能成为某一类人的天堂和乐园?
     
    舟山路是一个小街道,早年犹太人建设的各种店铺已经面目全非。
    一个穿短裤背心的男人,与一个穿睡裙的女子,站在相邻的瓷器店和草席店前聊天。其他餐馆、烟酒店、家具店也都不太景气,或许由于进入网络时代的缘故吧——街道将日益虚拟、抽象?两三个扦脚店倒很红火。男人们仰躺在靠背椅上,手上的戒指和金项链闪烁光芒,将黯淡的双脚,托付给一个女子去按摩、调理。
    我没有找到名片上印着“罗生特医生”的诊所。那张名片是我在摩西会堂里的玻璃展示柜中看到的。地址就在这条小街,门牌号已经紊乱。名片上的电话74025(诊所)、71404(住宅),当然无法拨通。奥地利医学博士罗生特从纳粹集中营里被关闭一年后,在一九三九年获得了中国驻奥地利领事何凤山给予的签证,逃亡上海。他以精湛的医术立足,被誉为“犹太神医”,过着大部分犹太难民所羡慕的优质生活。
    某一天,波兰籍犹太人、德国共产党员、国际新闻记者希伯,敲开了罗生特医生的诊所的门。这位一九二九年就来到中国参加北伐、访问延安的革命者,以自己的所历、所见、所思,重建了罗生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继而有了“第二个白求恩”的出现——一九四一年三月,罗生特乘船离开上海,去苏北参加抗日战争,在新四军中开设卫生学校,上战场抢救将士生命。一九四九年,罗生特带着新中国政府颁发的荣誉证书,回奥地利寻亲。父母已经死于集中营,早年恋人失踪。一九五一年,罗生特向中国政府提出回上海的请求,“我爱中国,我爱上海”。尚未得到回应,就因突发心脏病在以色列去世,年仅四十九岁。
    罗生特写过一系列关于上海的回忆录,涉及这片复杂的街区:提篮桥监狱、摩西会堂、白马咖啡馆、下海庙、舟山路。
    “舟山”,万舟涌动如群山,是浙东沿海一个群岛的名字。这片街区,乃至整个上海和人间,柴米油盐酱醋茶,苦辣酸甜臭麻咸,喜怒哀乐悲恐惊,赤橙黄绿青蓝紫——复杂如沧海横流。我走过,微弱得如同海中的一茎水藻、一粒盐?
     
    下海庙与罗生特诊所、摩西会堂,功能大致相似——汉人与犹太人都需要一个神、一个神医、一个妈妈和姐姐,“听一听我的苦难”。
    庙内前后两个大殿,分别供奉菩萨和妈祖,这是一种奇特的组合。庙檐下悬挂的彩色木雕,龙头鱼身,组合奇特。风吹来,那龙头鱼身所隐喻的大海开始动荡。
    庙内一角,贴有一张纸色消退的通告:“观音成道日延生众姓祈福法会,阴历六月十八日,早上五点至七点,祈福内容:身体健康学业有成工作顺利等等。冬至众姓超度法会,阴历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超度内容:过世宗亲、普利十方等等。客堂白。”
    喜欢“客堂白”这三字。自古至今,祈福与超度,内容与修辞都会随时代而嬗变,但“客堂白”三字,大抵如旧。如果理解成“客堂白了,月光与晨光一地”,也很好。
    庙内一角,种植有番茄、豆角、韭菜。陶缸里的荷花吸引几只蜜蜂嗡嗡参悟,形势喜人。
     
    手中的拿铁咖啡凉了,一个仁慈的黄昏时刻来了。
    在巴勒斯坦旁边,从上海以及其他国家、地区汇聚而去的犹太人,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国度——以色列。全世界的犹太流浪者,有了自己的家园。一种从地理到精神上的双重流浪感,使这个民族涌现出众多的作家、艺术家——本雅明、茨威格、策兰、索尔·贝娄、罗斯、塞林格、曼德尔施塔姆……语言中的美与爱,才是唯一不可被剥夺的故土,庇护流浪中的人们。
    鲁迅也像犹太人?从地理,到精神,也都充满了流浪感。且没有什么同道人。利用他来谋取一己之利的人,倒是很多。
    目前,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领土纷争,依然在持续。这两个国度,联系着我所热爱的两个伟大诗人:阿米亥、达维什。达维什认为,阿米亥的诗歌对他提出了一个挑战,“因为我们写的是同一片土地”。两个诗人之间存在一种竞争,“谁是这一片土地的语言的拥有者?谁更爱它?谁写得更好”?
    罗生特的墓地就位于特拉维夫。在希伯来语中,“特拉维夫”的意义是“春天的废墟”——同时充满绝望与希望。
    被两种语言所争夺的同一片土地,灼热而又疼痛。但这毕竟是诗中的语言,有大剂量的爱存在,有对战壕另一侧诗人的谅解存在,这土地上的青草和虫鸣,还能够小心翼翼生长。现在,阿米亥和达维什都去世了,只剩下政客们炮弹般的语言掀翻大地,那泥土里的草种和昆虫,还能活下去吗?
    此刻,那一只黑猫,那些鲁迅所不喜欢的人性,蹿进白马咖啡馆。
    德式雕花风格的窗子以外,天色暗了。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亮起前灯和尾灯,像一个个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的奔跑者,寻找怀抱和庇护。
     
    2. 广富林:大海所保存的
     
    四千年后一个夏天的正午,当我站在广富林文化遗址深处、属于远古时期滨海平原的位置,就体会了祖先们在此地烧陶、种稻、捕鱼、逐鹿、建筑、接生、送葬时的风烟心声——
    这个开头,显然是对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模仿。模仿就是致敬与倾慕,承袭与延展。
    我的身体、血液、气息、面容、语调、履历,就是对四千年前一批从中原移居于这临近大海的含盐之地的人们的模仿。不论在遗址的内与外、表层与根底,我都是祖先的一个遗物,复制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恐、惊。我写字,与他们在陶器上刻下纹理,没有区别——
    墨水瓶是对陶罐的模仿,陶罐是对果实、孕妇身体和日月的忠诚。
     
    沿着遗址内的游览路线,从地面向下探索,就是回溯,泥土的颜色与质地不断嬗变——在大约负十五米处,我认识了距今八千年前的墨绿色硬土层。当时,这片土地上方就是汹涌的东海。
    再缓步向上,泥土颜色渐渐转为灰色、白色,类似于天色破晓。直到负二米以上,就属于四千年前的广富林文化时期——来自北方的移民,在大海和盐分不断消退的平原上定居、生息。残留的柱础,表明当时存在一种凌空以便于除湿的干栏式建筑,导致了历代木楼、石库门、摩天大厦的次第涌现。一条用破碎陶片铺设的小路,残长十米,呈现出东南走向——朝东海而去的方向。由此衍生出自古而今一系列石板路、煤灰路、沥青路、水泥路、高速公路。
     
    “大海保存着它们的秘密,在那里,炙热的阳光伴随着智慧。”同样热爱大海的法国人加缪,还说过另外两句让我感动的话:“我站在大海一边。”“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显然,他热爱夏天的大海,从而热烈、巨阔、不休不息地爱着万物人间。
    加缪叼着烟卷直视前方的样子,很英俊,像是看见了海滩上的情人。他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作《南方思想》。正是南方大海和阳光,使加缪避开了“每个艺术家都应该警惕的两种正相对立的危险:哀怨和自负”。他的头颅和思想保持了必要的热度。当然,加缪的大海是地中海,我的大海是东海。但全世界的大海是同一个海。正如人间的秘密与智慧,也无大不同。我时常震惊并困惑于各个种族的先民,在世界不同角落,发明出类似的生活方式:从器皿、饮食、衣着、行止,到沉思、歌吟与言说——
    因为人类拥有同一个大海?需要向大海求教、领悟,继承它所保存的美感与力量。
    广富林遗址被保存在一个巨大的人工湖下。遗址博物馆的玻璃屋顶,像一角白帆露出湖面——我理解,这是在用湖水模仿海水,让遗址下的生活形态,继续能够得到大海的声援和安抚。
     
    一九五九年,松江农民修河筑堤,挖掘出一系列灰陶、黑陶、彩陶碎片,引起学界关注。其后四十余年间,考古队根据挖掘出的骨针、石斧、石犁、房基、墓穴等等遗存,形成结论:这里存在一个与南方良渚文化类型明显不同、与中原二里头文化隐秘呼应的广富林文化——一种移民文化。它,像一种召唤,让四千年来无数异方的人来到这里,建镇造城,繁衍生息。“华亭”“云间”“松江”“上海”这些地名,相继出现于史志与诗篇。
    二〇〇〇年秋,我自中原移居上海。直到现在这一个正午,我才徘徊于早期中原移民们的遗址、足迹之上,多么不易,多么惊心动魄——无数祖先的一系列偶然,联合起来,决定了我在这一个中午的必然。他们的相遇和纠葛如果缺少一个细节、一次高潮,就没有了我,就没有了眼前这些文字中的明亮与爱意。其他人,亦大抵如此。
    每一个人、每一首诗,即便再笨拙愚蠢,也是大地上、纸墨里的奇迹。
     
    广富林文化的命名,取决于此地发现的墓穴与陶器所传递出的人间消息——
    五座墓穴里的死者,现在只能处于射灯照耀和游客目睹下,放弃安眠,让灵魂暗藏进云朵里?墓穴间距很远,人骨头部朝向不一,与中原龙山文化中的死亡有着同样的散漫无序。而南方良渚文化中的墓葬秩序,已经集中而统一。死亡形式的不一,表明了生存形态的差异。
    不同时代大量陶器碎片复原后,被陈列在遗址公园内的一个个玻璃柜中,彼此间存在对比和呼应。属于广富林文化的那一组陶器,粗朴、实用,有着中原人的醇厚与直接,但陶罐上渐渐出现了树叶纹、草席纹——像午睡后的人身上,有了树叶或草席的烙印。这些空腹陶罐,像穿着用树叶和草编织成衣服的人,张嘴,喊渴?那些良渚文化时期的陶罐,则密布着细密花纹或几何图案——圆形、菱形、三角形、正方形等等。
    广富林文化之后、一千年后,西周时期的陶器,开始出现云雷纹——云朵与雷声交织,让大小不一的陶罐像大暑时节的晴空,充满雨季来临、五谷丰登的预感与冲动。那些云朵,细密无尽、连绵不绝,一行一行环绕陶罐,是用什么工具,耗尽多少夜晚,才制作而成的呢?或许正是这些巨大陶罐的启发,让汉语中出现一个新词——“大器”。大才之人,须经历泥土、水、火焰的不断参与和转化,方能成为巨大陶罐般缓慢完成的大器。
    一个制陶者面对陶窑里的火焰,与诗人面对稿纸、丈夫面对怀孕的女子,心情很相似吧。
    所谓文章,就源于先民在陶罐上刻画纹理时的冲动与惊喜,就是“花纹与章法”。从龟甲卜辞、竹简宣纸,到雕版印刷、激光照排,一代一代汉人要向后世传递人间消息的这一欲望,始终未变——像大海,一次次的晚潮与早潮始终未变。
    最早的人间消息,写在安阳殷墟出土的兽骨竹简上。妇好墓内挖掘出的“一篇散文”,由数百条兽骨或竹简组成,记载了这位商代王后、女将军率领军队数次南下“征贝”“征玉”“征铜”的故事——叙事、言志、抒情兼备,大致上确定了中国文章的范式。
    南方与大海,充满海贝、美玉、青铜、盐粒和好天气。南方与大海的美与力量,吸引中原军队与平民挟带一身寒气迢遥而至。不同的是,妇好征伐之后还乡北去,平民们则用石器、铁器,把这宜于生存的、亚热带的异乡改造成为故乡。经济的南方,政治、军事的北方,似乎在广富林文化前后,就已经确定了中国地域功能的分布。
    我大概不再北去还乡——我没有马与剑。我不是将军,也不是记叙将军事迹的史官,没有衣锦还乡的荣耀和动力。童年时代的中原,面目全非。家乡,仅仅是故乡的近义词和路标。我只能把一张纸改造成为一个故乡,像广富林遗址深处的先民,把一块盐碱地改造成为稻田,充满同样的难度和激情——
    墨水瓶像陶罐和大海,在书桌一角,暗蓝着,汹涌不息,有责任保存一切悲哀和欢欣。
     
    “广富林”一词最早的书面表达,出于元末明初杨维桢的《干山志》。干山即天马山,松江九峰之一,由远古时期的海岛转型而成,如黛眉。目前,这一脉浅山仍在,像女子的容颜会衰枯,但眉梢依旧暗含早年风情。
    坐在遗址公园一角的朵云书院二楼,喝茶,隔窗隐隐可见天马山、佘山。这座木结构书院,由安徽山区一座明代高房作为“旧素材”,重新结构而成一篇“新散文”——让祖先们热爱过的旧词汇,溢出新意生机,熟悉而又陌生。“新散文”这一概念,周作人先生在民国时代最早提出来。他说,新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挖掘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朵云书院是一座古建筑,却又是新的。遗址上的夏天是古老的,却又是新的。我,由无数古人暗暗组成的一个老人,却又是新的。
    朵云书院由书店、展室、咖啡吧、茶室、庭院等等单元构成。空调、管道、照明等等现代化系统,一概被隐藏得不露痕迹。十几把纸伞作为灯罩,掩盖电灯的现代性——如果杨维桢在这个正午走进来,也不至于会受到惊吓。这位诸暨人,被誉为元末江南诗坛泰斗。中年辞官不仕,居松江,吹笛写诗。“浮云载山山欲行,桥头雨余春水生。”他的这一句子,是否就写于松江、广富林?
    在朵云书院遇到一本加缪的随笔集《反抗者》——这不是我有意虚构的巧合。真有这样一本书,在此时此地等我。加缪无所不在,正如反抗无所不在——自古至今,从广富林文化的创造者到杨维桢,从加缪到我,反抗虚无,反抗时间的流逝,反抗黯淡、恐惧、匮乏与孤寒。
    买了这本书,边喝茶,边读。直到暮色与凉意稍微生发,我才起身返回城区。
     
    加缪书中的话,像为我这次广富林之行,作了旁白、脚注——
    “正午在历史的运动中大放光芒。世界在光芒中成为我们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爱。”推开朵云书院那两扇黑色木门。它吱呀一声,像惊讶的黑衣女子,很开心。门环像手镯一样当啷作响。入车库,打开车灯——它们延续了正午的光芒。
    “为了成为人而拒绝成为神。”在装神弄鬼的人们中间,我应该像一个制陶者、一个用骨针缝制渔网和衣服的妇人,保持安定的手势和心境,多么难,就多么值得——我只愿意把握自己的方向盘。我不想左右他人的路线。
    “越过虚无主义,在其废墟上为人类的新生做准备。”越过市中心的南北高架路,再旋转冲上南浦大桥。汽车两侧,黄浦江滔滔汩汩涌入东海,欢迎新黎明。
    “我们每个人都要拉开弓经受考验,收获田地中贫瘠的庄稼与这大地上短暂的爱。”妻在阳台上环抱着我肥胖的腰,把我当作了即将废弃的弓与箭?
    “拒绝将欢乐推迟到未来。欢乐是不倦的与众不同的东西,苦涩的食物,从海上吹来的风,往昔的与崭新的曙光。”不倦的、与众不同的大海,把它保存着的今年第一场台风和积雨云,吹来了,楼下街道上的树开始激动、颤栗。
     
    3.新乐路:满堂兮美人
     
    她坐在黄包车上,捏手包,穿长筒皮靴。应该是寒风,微微吹乱鬓角一缕头发——因为她外穿立领皮大衣。路边树木枝条疏远,叶子稀少。这一辆黄包车大约是从霞飞路(现淮海路)方向而来,拐弯,进入亨利路(现新乐路)——背景,正是由流落上海的俄国侨民集资建成的东正教教堂。她的脸,有些模糊。
    当然,我面对的是一张三十年代的黑白照片。
    第二张黑白照片,确认了我的判断:她就是影星胡蝶。黄包车停在亨利路一百弄门前,她从车上走下来,面目华贵,身姿妖娆。皮衣下的旗袍开衩很高,像小径交叉的花园。
    第三张照片,已经是胡蝶的背影,朝着弄堂深处二十九号的家走去。丈夫潘有声,大约正在家中等候。
    我拿着这三张黑白老照片,站在彩色八月的新乐路上,想起一个成语“刻舟求剑”——三张照片就是小舟上、新乐路上的三道刻痕,流水与剑,已渺然不复再现。我能体会到追踪拍摄这些照片的某一个小报记者的愉快、猥琐和感伤。
     
    新乐路大约五百米长。两侧是充满时尚感的皮鞋店、美甲店、刺青店、婚庆礼服店、餐馆、咖啡馆、酒吧、店铺、餐馆、美容休闲中心……
    相比之下,胡蝶走进去的一百弄、民国时代著名的“影人村”,入口破败,高悬一个警示牌“本弄安装有摄像头”。门房间里的老保安昏昏欲睡。一个鞋匠在过道里埋头研究鞋子的履历和前途。
    弄堂狭窄,把轿车如何开进去再如何退出来,考验一个驾驶者的耐心和智慧。五排老建筑。原先一家一幢的三层联拼别墅,现在三家混居,一家一层。门前信箱也就分出三个入口,写着三种姓氏。胡蝶旧日的家,在第五排最尽头角落处,二十九号,黑色铁门紧闭。楼上伸出的晾衣竿,衣服花花绿绿迎风翻飞,像蝴蝶翅膀那样绚丽,当然已经不是胡蝶的衣服了。
    民国以前,此地属于法租界,住过不少影星。比如,十六号的影帝高占非,现在门前有一辆旧自行车、一个拖把。八号的影后张织云,现在门前有一摞废弃的花盆。她前夫就是阮玲玉的第二任恋人、茶叶巨商唐季珊。唐季珊在新闸路、江宁路交叉处的“沁园村”,花十根金条,为阮玲玉买了一幢独栋三层洋房。阮玲玉就从初恋、少爷、赌徒张达民那里摆脱出来,又用三瓶安眠药将生命结束在那栋洋房里,彻底从唐季珊的家暴、背叛和人间的喧躁、孤寒中摆脱出来,二十五岁。
    我常常分不清阮玲玉、周璇的面容和身世——都有清新瘦小的脸、不幸的童年、类似的从艺之路、在浪子与商人中间无法安放激烈的爱、各自掀起的满城波澜……周璇三十七岁因精神疾病去世。其故居枕流公寓,位于华山路,距新乐路很近,属李鸿章家族的遗产。公寓名字来自“枕流漱石”这一典故。在上海,只能枕着人流、车流、现金流而非清新溪流——多么不安,怎能入眠?
    所谓早亡,就是提前否定自我和人间,不需要一个中年、晚年来纠正、补偿和修饰。一个演员的早亡,更像是与电影角色的命运混为一谈——虚构与真实,充满了互相交换位置的冲动?而爱与绝望,总是不离不弃、形影相吊。
     
    新乐路上,贴有影星黄渤代言的旅行广告:“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导演,走出去拥抱世界。”
    每个人都是演员。连台词都要自己来写,连服装、化妆、灯光、一日三餐都要自己来安排——满上海的故事片?满世界的悲剧、喜剧和闹剧。被想象力、表达力、感染力所充满的人们,在大街上和卧室里,迈动精心设计的步子,说出充满隐喻的台词。
    我出现在新乐路上,为自己枯燥乏味的故事片找一点灵感和素材?我不知道怎么来演出中年和晚年。
    胡蝶自编、自导、自演得好,一部故事片,从上海、香港、重庆,演到了加拿大。八十一岁去世,墓地被设计成钢琴形状。
    从照片上看,她面孔丰腴端庄,明显区别于阮玲玉和周旋,连命运也就有了差异。尽管初恋对象也是一个演员、浪子,但胡蝶很快就顿悟:不能这样演下去,要找一个平实之人寄托身心,才会有平淡无奇的好结尾。在电影中历尽深渊和欢愉,她需要在现实中登岸,脚踏实地,在尘埃里生息。遂与潘有声结婚。这个茶叶店雇员,无坏癖好,有一张木讷得像木刻般的脸——他对胡蝶有着入木三分的爱意,明确、深入。相继生育两个孩子。
    那位唐季珊则是上海滩上的茶叶大王。阮玲玉大概没读过白居易的诗歌《琵琶行》。若读过,或许能对唐季珊保持一丝警惕——“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今天,追猎、寻欢女影星的商人们依旧很多,大都读过白居易,就去经营房地产、互联网一类生意,避开“买茶重利”的古老责备。当然,这是戏说而已。茶叶青山本无辜。
     
    但胡蝶的故事片还是无法保持平庸、避免高潮。
    淞沪战役之后,上海沦陷,胡蝶逃亡香港。复沦陷。一九四二年秋,胡蝶逃离香港,经广西,抵重庆。三十箱个人财物途中失窃。陷入困顿的胡蝶求助于军统组织施以援手,寻找窃贼。
    于是,国民党中将戴笠作为男主人公登场了——在胡蝶的剧本中,这显然是意外之笔。
    戴笠请胡蝶列出丢失财物清单,嘱托手下:去找一找,找不到就按清单买一部分类似的物品回来。不要过于贵重,以免拒绝。但女人们最急需的法国香水、美国丝袜、印度丝绸睡衣、意大利皮鞋,可以买。一介武夫,在经营一桩新情事上,像扑蝶人举着扑蝶网,充满洞察力和耐心。他在为一个言情片不断埋下伏笔,添加重要细节——在广西一个小镇,终于追寻到了胡蝶心爱的、有标记的钻戒。
    胡蝶知道戴笠的内心戏是什么。登门致谢,坐在生病的戴笠床边。男主角终于说出以下台词:“当年在上海的电影院里看你,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你会坐在我身边。现在让我死去,我也无憾了。”女主角此时的表情、动作,我能够想象,但可能通俗了。人间事,基本上都是俗事。
    在戴笠安排下,潘有声以“特派员”身份去云南买卖茶叶了。
    一九四六年,戴笠乘飞机去青岛处理公务时撞山而亡,从胡蝶的这一部故事片中,消失。
    用意外的死亡,强行中止一个角色的继续出场,是电影编剧面对叙述难题时常常采取的无奈之举。对于胡蝶而言,这又一意外之笔,带来的内心波澜又是什么?或许轻轻舒了一口气吧。
    终于能够继续自编自导自演了。晚年,胡蝶依旧优雅。走在加拿大的小街上,有华人影迷认出来,就蹒跚着,追随在她蹒跚的背影后面。
     
    下雨了。台风季节的上海,云团与阵雨涌动,微微减弱了阳光的压强,暑热稍歇。掏出随身携带的雨伞,遮掩自己,我沿着新乐路来回走了半小时。
    由于胡蝶,这条小街似乎充满了舞台感,路灯像追光灯。街头那一座俄罗斯东正教教堂,像巨大布景,用一大四小五根蜡烛状的尖顶,暗示光明与救赎的存在,反抗绝望。尖顶上,五个十字架,与黑白照片中胡蝶与黄包车后面那五个十字架相比,缩小了。一个充满了俄罗斯情调的街头。胡蝶不是安娜·卡列尼娜,戴笠不是渥伦斯基。而我,也缺乏托尔斯泰理想中那一个合于自然、归于农事的列文身上的青草大地气息。
    雨滴猛烈起来,手中的伞,被击打出怦然心动般的声音。当然,它不是一束玫瑰和一种乐器,街边楼阁上的窗子,就不会突然露出一个惊喜的女孩、一把灼热的梯子。我老了。一个老人,应该表现得沉静、庄重、历尽沧桑。
    经营小店铺的新时代女孩,懒散坐在门口长凳或藤椅上。她们穿短裤或裙子,着高跟鞋或拖鞋,打量街道上的行人与车辆,或盯着自己装扮精致的指甲出神。那指甲一概花花绿绿,似乎有昆虫、花朵图案。她们像正在候场的演员,还不知道剧本里的未来。理想中的爱人,大概也按照影视剧中的男主角模样,去模糊地勾勒。
    胡蝶的手指是修长的,从照片上看,指甲大约涂有淡淡的红。美容术、美睫术、美甲术乃至美体术,在当代日新月异。爱与孤独,欲望与灭亡,这些主题没有大变化。
     
    “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屈原《九歌》中的句子。
    “新乐路”是否出自于此?但“生别离”总是多于“新相知”。且众多悲剧,恰恰源自于那些伪装的“新相知”。
    “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仍然是《九歌》中的句子。
    当我盯着民国时代周璇、阮玲玉、胡蝶们的合影照,走过新乐路乃至上海街头的一群群女孩,的确像处于满堂美人之中,被她们的目光加热与质疑。
     
    4.常德公寓:朵云轩信笺上的月亮
     
    常德公寓或爱丁堡公寓,临近静安寺、百乐门。一九五二年,某日,张爱玲手提行李箱匆匆下楼,幽幽回眸这“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乘黄包车离去,经香港,最终萎谢于一九九五年的洛杉矶——最终矮到尘土里去了,这是人的宿命,无论声名远播,还是平淡无奇。
    在上海,张爱玲居住过的众多公寓,一概悬挂上了历史保护建筑的铭牌,成为张爱玲痴迷者们的寻访路标,依稀指示出一个民国美女、享乐主义信徒、避世者、语言炼金士,在海上沉浮其间的时区和传奇。
    常德公寓,张爱玲上海记忆中最重要的、结尾处的一部分。
    多年后,一个春天的傍晚,走进常德公寓,我感觉自己像胡兰成、门卫、邮差、叫卖者等等人物的混合体。
     
    公寓内霉味荡漾,墙壁早年的粉色,颓败得像遗弃在铜镜前的过期粉饼。墙上贴着居委会的告示:“游客免进”。
    走进那一台老式奥斯汀电梯。女电梯工警觉、慵倦:“找谁啦?”我答:“六楼,朋友约。”她是不是胡兰成乘电梯拜访张爱玲时遇到的那一个老电梯工的后代?
    终于来到这一个附带有小阳台的房间前。张爱玲曾经站在阳台上,与姑姑一起张望大街。
    敲门,无人应答。胡兰成弯腰隔门缝塞进一张纸条。我弯腰把鞋带系紧,下楼。门厅里,墙上悬一排旧信箱,其中左下角某个隐约写有“张”字的信箱里,突然蹿飞出一只麻雀,如同一封字迹雀跃、心迹零乱的书信……假如我在深夜穿长衫、戴金丝边眼镜来访,也许更能感受到一个伪政府文人晦暗的心境。
    抗战后,张爱玲追寻那一个逃亡中的爱人,直到雁荡山下,才发现那人隐姓埋名,已经恋上新妇,像一个背叛了旧朝的贰臣。遂死了心,绝了情,转身回了上海,最终又别上海而去。
    一个热爱日语的人,在女人们痴情灼烫的身体上,又怎么能找到誓死固守的国土和边疆?
     
    胡兰成著作中谈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从没有出现过“爱”这一个字眼。他至多用“怜”。显然,怜,不需要履行“爱”这一字眼所意味着的决绝与重负。而张爱玲名字里就有一个“爱”字。述说爱,述说对这人间尘世的爱,是她的宿命。尽管这爱漏洞百出、惨不忍睹,但,如果没有了这爱,就连活下去的一点点热力都没有了。一个被誉为犀利、冷峻的女子,对胡兰成猥琐的面孔却失去辨别力。也好。如果她一直犀利、无误,没有一次迷乱和沉溺,也多么可怕、可怜。
    在上海,在二十一世纪,新一代的白流苏、范柳原们,在继续演绎着漏洞百出、惨不忍睹的倾城之恋,使软弱的上海地区每年会沉降零点五毫米左右。
     
    常德公寓底楼的咖啡馆,名叫“千彩坊”。走进去,找一个角落坐下,像张爱玲那样张望、张看。四周是书,张爱玲的书,各种版本。墙上有她的黑白照片,表情孤高,如影星,孤悬于夜空。千彩坊,是对张爱玲常来光顾的那一家民国咖啡馆在原址上的模仿与重构。据说,老板也是张迷。此处时常有上海文学界的小型聚会。
    不知道胡兰成在这一位置上约张爱玲喝过一杯咖啡否?周围,似乎是一对对情人或准备成为情人的人们。
    随意翻开一本旧版繁体的张爱玲散文集,读到她一段著名文字:“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先生向我们说:‘做文章,开头一定要好,起头起得好,方才能够抓住读者的注意力。结尾一定要好,收得好,方才有回味。’我们大家点头领会。她继续说道:‘中间一定也要好——’还未说出所以然来,我们早已哄堂大笑。”
    如果把张爱玲的一生比作文章,哪一段算是好的呢?开头吗?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外曾孙女,名臣张佩纶的孙女,父母离异,家族分崩离析,随独身的姑姑生长……也好,也不好。人间的事情就是这样,好与不好,总是一同来临。
     
    出常德公寓,暮色四起。左拐,就是愚园路。灯火灿烂。路边是炫目的现代派建筑,三四十年代的小店铺与营生不复存在。
    “又吹喇叭了,姑姑可听见?”张爱玲问。姑姑回答:“没留心。”张爱玲遂疑心根本没有什么喇叭,“只是自己听觉上的回忆罢了。可是这时候,外面有人响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调子。我突然站起身,充满喜悦和同情,奔到窗口去,但也并不想知道那是谁,是公寓上或是楼下的住客,还是街上过路的人”。张爱玲周身充满的喜悦和同情,无处寄托。
    胡兰成显然不是在街上吹口哨的天真少年。他是腰里掖着手枪的人。逃亡途中,过汉口,把它悄悄扔进长江。
    多年后,在洛杉矶,张爱玲依然怀想上海的这一街区及市声。“比我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在洛杉矶,也有电车响于她的公寓外吗?
    留在上海生活的姑姑张茂渊,在八十岁高龄,终于同早年在海上船舷边相识、初恋的对象,结婚了。从青春,到暮年,她一直沉默着。直到那对象的久病卧床的妻子去世。姑姑的一生结尾收得还算好,方才有回味。结尾收得好,开头、中间的种种不好,也都能被谅解、消解了。看照片中的姑姑,神情与侄女一样孤傲,但多了些许清柔。
    张爱玲有散文《中国的日夜》,题目宏大,内容却琐碎日常:买菜,作诗,听人唱沪剧,碰见镶金牙的衰年娼妓与化缘道士……这市井人间的烟火消息,组成中国的日色夜声。其中,一首诗,写“落叶的爱”——“秋阳里的水门汀地上,静静地睡在一起/ 它和它的爱。”一大一小,两片落叶,让拎着菜的张爱玲有些恍惚和走神,想起一个旧唱本的开篇:“谯楼初鼓定天下。”她喜欢这样的大口气,自己口气就渐渐也大了起来:“我非常喜欢那壮丽的景象,汉唐一路传下来的中国,万家灯火,在更鼓声中渐渐静下来。”
    如此开阔壮丽的言辞,张爱玲的行文中不多,一新耳目。
     
    走到百乐门前,想起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自然不会碰见白先勇以及他笔下的百乐门头牌舞女金兆丽。大门紧闭,门童失去存在的背景和意义。在民国,此处,一楼为舞厅,二楼为咖啡间,过渡一番,有情男女即可进入三楼的卧榻,良宵与高潮。顶楼峭拔,有仆人手持客人的汽车牌号摇晃、示意。楼下等候多时的司机仰望、会意,将汽车发动起来,开到舞厅前,一个充满醉意、倦意的男人下楼,上车,绝尘而去……
    在十字路口左拐,就是南京西路。灯火灿烂。
    一个年度流行时装发布会,正在静安寺对面的静安公园进行。音乐性感,模特美丽,比张爱玲还要高大、冷,“成名要早”的紧迫感更强。这些女子大概还不懂得张爱玲十七岁时就已看破的一袭华袍里的真相——那蠢蠢欲动着的事物,除了手镯,还有四只左右规模的春天虫子。
    张爱玲喜欢曹雪芹。上海滩也是大观园。风流云散处,红男绿女们且歌且哭。
    静安公园上空,呈现出张爱玲描述过的“朵云轩信笺上一滴泪珠”般的月亮,依旧有着“铜钱大的一个红黄湿晕”。这汉唐一路传下来的月亮,如铜钱,买不来早年欢愉;如泪珠,即便滴在朵云轩信笺而不是银行催款单上,也没有力量打动这满大街无情、绝情或滥情的人了。
     
    5. 夏都花园:此时此地的青鸟
     
    在夏初一个傍晚,来到虹桥机场旁边的夏都花园是合适的。在夏都花园参加比利时驻上海总领事官邸内的音乐诗会,是美好的。
    按照约定时间,我推门,高大的总领事先生携夫人在门廊里微笑,握手。他用汉语自我介绍:“我是兰波。”我们都笑了,大约都想到了法国诗人兰波。官邸内有许多女子,着盛装,比如,诗人张烨。进入官邸前,我已经看见她坐在花园长椅上,有些羞涩地抬头解释:“我要换上高跟鞋了。”她走路时穿平底鞋,手袋里提着高跟鞋。我见过她年轻时候的照片,很美。
    “我为何 / 梳理得如此整洁优雅 / 为何在衬衣的领口,悄悄地 / 别着一朵清馨的春兰,为什么 / 一路上胸口悸动脸颊发烫 / 可这一切 / 微笑在路边的梧桐 / 旧时相识的飞鸟都知道 / 车过甜爱路 / 没有停下,我一声也不响 / 心中的天空正在下雨。”这是张烨代表作《车过甜爱路》中的诗句。
    甜爱路在这座城市的东北方向,离鲁迅故居很近,离青春很近。
     
    客厅巨大的吊灯在模仿一轮落日。来自上海各个区域的若干先生与女子,像结伴穿过大自然。比利时诗人杰曼和旅居西班牙的女吉他手杨一,被大家环绕,像大自然中最美的地区。杰曼的诗朗诵、复旦大学两位教师的口语翻译、杨一的吉他曲,交叉进行。
    诗人、翻译家、复旦大学教授海岸,弯腰附身在一个矮柜上倾听,那姿态很像蜿蜒的海岸线,赋予这些诗歌与吉他曲,一个大海般的形式。
    与法国诗人兰波以及同一国度的前辈诗人维尔哈伦、梅特林克相比,一九四四年出生的杰曼,诗作显得清浅了。这似乎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促成一个伟大诗人,有赖于才华,更有赖于一个时代的痛彻肺腑和风起云涌。在平淡的时代里,做一个比较杰出的诗人,已经很难很难。
    杨一的吉他曲不用翻译,我懂,《孤调》《贝特涅拉斯》《阿斯图里亚斯》《阿罕布拉宫的回忆》……一个女孩的指尖,与琴弦合作出繁密灼热的夏季阵雨,“无尽的爱自灵魂深处涌现”,弥漫于上海的这一个黄昏。她父亲,是我的朋友、诗人杨宏声,因病早逝。她的母亲和舅舅坐在沙发上看着她,像夏天,无限珍惜地看着最后一株葵花。
    比利时没有比利时语,以法语、荷兰语为公共语言。维尔哈伦用法语写作——“一切的道路都通向城市”,他却喜欢在乡下生活,对二十世纪初期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人的异化,持批判态度。一战爆发,打破中立国比利时的宁静,维尔哈伦改变隐居般的生活方式,到欧洲各地演讲,一九一六年死于法国鲁昂的一列火车。这样的死,像某种隐喻?
    死于车祸的诗人、作家很多,比如加缪、罗兰·巴特。人与汽车、火车这些现代交通工具的关系,就是人与一个时代的关系?被它裹挟,或者被它覆灭。死于马蹄的诗人和作家,我似乎还没有听说过。
    梅特林克同样以法语写作,一九一一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以诗化的梦幻剧《青鸟》名世:平安夜,樵夫的两个孩子看见仙女。她女儿病了,只有找到青鸟才能治愈。两个孩子就踏上寻找青鸟之路,历经磨难,无果……一夜过去,邻居太太来敲门,说她女儿生病了,只有樵夫家的鸽子才能治愈。从梦中归来的孩子,忍痛舍爱,把鸽子送给邻居。一瞬间,那鸽子变成了青鸟,邻居女儿的病也好了。
    我们都是寻找青鸟的人,四觅无踪影。我们的父亲都是樵夫,在一切道路的另一端,与森林流水一起消失。我们的鸽子或青鸟,在哪里?我们在埋头攒钱,为某女子买一颗手指上的“鸽子蛋”,但它生不出鸽子。
     
    在上海,傍晚时时可见鸽群盘旋低飞,还负有传递信件的使命吗?手机时代,收到一只鸽子传来的情书,只能是一台梦幻剧了。
    青鸟,在中国历代诗人笔下屡屡出现。王昌龄:“青鸟迎孤棹,白云随一身。”李璟:“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李商隐:“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张耒:“空恨碧云离合,青鸟沉浮。”这些青鸟,像信鸽一样,都是穿青色工作服、骑青色自行车的邮差?用鸟巢作为邮局和邮箱。
    但杜甫来自河南的一封家书,只能依靠马和驿站,艰难抵达国破春深的蜀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他放弃了王昌龄、李璟、李商隐、张耒们的浪漫和神秘,直陈、痛说,就足以动人心弦——声声急。
    任何一个作家、诗人、翻译者,其自身也是青鸟与鸽子,穿越重重的光阴与国境线,在耳朵与心灵之间传递语言的美与力。我们寻找青鸟,我们也是他人所寻找的青鸟,哪怕这鸟的美感与力量极其微弱,只能与有限的一人、数人发生关联,也不应该放弃飞翔的责任和能力。
     
    官邸外,夜色已经深了。
    想到诗人兰波的另一句话:“逻辑和说教从来不会教人信服,夜晚的潮湿更深刻地潜入我的灵魂。”所谓“潮湿”,就是爱意和诗意。而“逻辑和说教”,属于社论、公告、合同、起诉书、答辩词。
    我举起高脚酒杯,向有了醉意的诗人杰曼致意。
    在北岛的散文集《失败之书》里,我读到过杰曼的故事——这个爱酒的诗人,有一个大酒窖。经商,把德国汽车卖到台湾。办出版社,在西班牙一个海边小镇建起庄园“依萨卡”——奥德修斯十年长途才终于归去的那一个家乡的名字。北岛和多多参加过杰曼和妻子两个人操办的伊萨卡国际诗歌节。一个商人,最终还是依靠诗歌而不是汽车,依靠“潮湿”而非“逻辑和说教”,回到终于可以栖息其中的精神故园。
    兰波总领事的幼子,一个英俊少年,在客厅里兴奋地蹿来蹿去,但不忘记在一首诗结束、一曲终了,及时驻足并献上小掌声。在上海,这个比利时孩子会有些寂寞吧?
    一只猫,在墙角拉长自己的身体到了极端,似乎在为剧变成一头老虎而奋斗——官邸附近,就是上海野生动物园。那里的老虎吃饱了就躺下来,斜觑坐在加装有铁栅栏的汽车里一掠而过的游客。它们已经无法走得很远,穿过大自然。游客们也普遍认为,有老虎的地方就算是大自然了。
    客厅一角书柜里摆放有一件木雕,像青鸟。我就把它理解成一只此时此地的青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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