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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18杂志期刊 > 纪实版 > 第4期 > 记录思考时代,抒发传递人民心声 ——2017年中国纪实文学创作概观
  • 记录思考时代,抒发传递人民心声 ——2017年中国纪实文学创作概观(李朝全)
  • 大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是直面时代的一种文学创作。它是新闻与文学联姻的产儿。及时准确地记录时代风云,报告时代新变,思考历史发展走向,抒写人民生活和情感,表达百姓心声,谱绘民族精神图谱,是纪实文学的初心与使命、责任与担当。
    纪实文学所记述和描写的对象是已发生的历史,是已然的事实。它是在事实、史实和真实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种艺术的再加工、再创造。因此,优秀的纪实文学实质上应该是历史和文学的统一体,它天然地具有文学(包括艺术性加工和创造)和历史学(包括史志、文献、记忆)的双重价值。
    既然纪实文学是对历史的一种记忆性书写,其同现实生活、社会变革必然需要建立一种密切的联系。一个新时代,人们新的生活方式、生存境遇,包括人们的梦想追求、奋斗牺牲、情感心路、愿望诉求、命运沧桑等等,都在纪实文学的表现范围之内。而社会文明进步,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焦点难点问题亦时常成为关注历史前行的纪实文学作家们着力的重点。
     

    主题创作成就显著

     
    中国梦是当今中国发展的主题与主线。2017年党的十九大的召开举世瞩目,定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执政党的治国理念和思想,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等都影响着国家的未来和百姓的命运,决定着国计民生的前途。纪实文学作家们牢记文学的初心与使命,在中国梦和迎庆党的十九大主题创作方面频频发力,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何建明的《那山,那水》在《人民文学》首发,由红旗出版社推出单行本,印数已过12万册,《求是》杂志社等为该书举办了首发式。《党建》杂志等为该书举办了研讨会。浙江北部安吉县余村是习近平同志于2005年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论断的地方。《那山,那水》通过深入实地采访,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十几年来余村和安吉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思想指导下,坚定不移地走生态立县、可持续绿色发展的道路,成为中国获得联合国人居奖首县,创造了堪称苏杭之外的人间“第三天堂”的美景,并且顺利跻身全国经济百强县行列,为中国乡村改革发展及未来走向提供了一份新样本、一个新路标。在作者笔下,安吉彻底转变“靠山吃山”、唯GDP是瞻的片面落后的发展理念,坚持养山富山,建设“绿富美”的美丽乡村。余村则遵循习近平同志的指示,彻底关停矿山水泥厂,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经济,依托新型农业、休闲旅游、白茶竹地板等赢得市场效益。作者又从余村和安吉出发,深入探究生态立省在浙江的成功实践,思索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历史新征程中所发挥的重要而关键的作用。在描绘余村和安吉的传奇性变革时,何建明着重选取和抓住普通农民发家致富的典型范例,凸显一方百姓如何在新的改革发展理念指引下,走上生态和谐的发展新路。这其中,一个个人物及其身上的勤劳、顽强、奋斗、拼搏精神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如溪龙乡党委书记叶海珍,经过艰难摸索,找到了白茶兴镇的道路,克服了资金、种苗缺乏,农民种植理念滞后等种种困难,最终成就了“一片树叶,富了一方百姓”的当代奇迹。村民鲍春林、春花夫妇,开办联合经营式的“农家乐”,成就了千万富翁的梦想。胡加兴承包经营余村溪漂流,游客盈门,赚得盆满钵满。被誉为“生态公民”的俞金宝开办独特的生态农场,走上了富裕之路。任卫中的土房子建筑也让游客赞不绝口,为自己赢得了财富。陈永兴则做足安吉竹海的竹子文章,通过生产竹地板、竹产品带领乡亲们一起致富。安吉竹子亦因入选李安拍摄《卧虎藏龙》外景地而名扬天下。他们的成功,既是科学理论指导的成功,更是一代有作为、敢作为的新型农民的成功。安吉道路、余村道路,是中国乡村改革发展的一条闪光的新路。《那山,那水》因此堪称乡村发展新路的文学标本。
    纪红建的长篇纪实文学《乡村国是》全景式地反映中国脱贫攻坚战的生动画卷。作者采访了200多个村子,以令人信服的讲述表现中国扶贫脱贫、向贫困总决战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这是中国向贫困总决战的一份生动的文学记录。作者的选材颇具代表性和典型性。他选取了全国集中连片的特困区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罗霄山区、昆仑山区、闽东山区等,包括东部沿海的福建,中部的江西、安徽、湖南、湖北,西部西南、西北广袤的乡村,确实堪称全景式、全视野地辐射和观照了全国的贫困地区,使得作品的主题与论断更具说服力。作品很好地表现了我们党切实践行执政为民的理念,体现了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正如作者引述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井冈山茅坪乡坤山村时所言:“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扶贫是一项民生工程,更是一项民心工程,它充分贯彻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也很好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兴国理念。脱贫攻坚是声势浩大的全民行动,这项繁重复杂工程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多年的扶贫攻坚,激发人民的内在活力与内生动力,就是要实现对贫困地区百姓思想观念的转变,这是意义最深远的。换言之,扶贫先扶人,扶人先扶志,人心扶贫是最大的扶贫行动。以前许多地方政府都以被定为贫困县为荣,——因为国家对贫困县有很多资金和政策支持,现在变成了以能尽快摘掉贫困县帽子为荣。绝大多数的贫困群众亦是如此,以前是“政府要帮我脱贫”,现在变成了“我要脱贫”。这是意义非凡的重大转变。视野开阔,思虑深远是这部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作者不仅着眼政府扶贫,也关注社会扶贫、企业扶贫;不单写经济扶贫、政策扶贫,也写到科技扶贫、教育扶贫、文化扶贫。虽然以乡村脱贫为主题,但又并不局限于书写乡村,还辐射到关注城市里大量的贫困人口及其脱贫问题。作品的历史纵深感鲜明,不仅写当下的脱贫攻坚战,还追述中国的扶贫历史,书写新中国成立以来扶贫脱困的艰辛过程以及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作者更是将中国乡村脱贫置于国际化的背景,把中国脱贫攻坚战放在人类与贫困作抗争的历程当中来考量,提出贫困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因此,这部作品显然有一种要为世界的反贫困和人类的反贫困提供一份中国方案、中国模式的理想与追求。
    湘籍作家彭学明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脱贫思想的地方——湘西十八洞村脱贫情况的纪实文学《人间正是艳阳天》,将国家发展的战略思想与老百姓内心的渴求、向往结合起来书写,别具特色。刘裕国的长篇纪实文学《通江水暖》则反映了大巴山腹地革命老区的脱贫决战。笔者的《国家书房》以全国第一家农家书屋十余年来的发展为例,结合各地大量农家书屋建成后所发挥的巨大社会作用,讲述了农家书屋工程全面实施十年来在推进农村精神文化建设、改变农民精神面貌方面所取得的可喜成就;《香港,你的明天更美好》描写了回归二十年后香港今日的社会生活面貌。
    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日期的日益临近,大批作者投入到采访创作扶贫、脱贫主题的纪实文学作品,出现了同质化、模式化、缺乏可读性和感染力的倾向。中国梦主题创作亦存在着类似困境:视野比较狭窄,视角比较单一,手法比较单调。这是作家们在创作中急需认真思考解决的新问题。
    需要提出的另一个现象是,在书写中国梦主题的纪实文学中,许多作家纷纷聚焦科技创新主题,出现了一批描写和反映中国高铁、载人航天、海洋深潜、超级计算机、机器人、大飞机等主题的纪实文学。宁肯的《中关村笔记》,王雄的《中国速度——中国高铁发展纪实》,王鸿鹏、马娜的《中国机器人》,刘斌的《中国之翼——C919大型客机纪事》,李鸣生的《抢占太空通信权——“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发射记》是本年度此类题材创作的新收获。此类作品因涉及尖端科技,容易引起读者关注,但其可读性和艺术性还要进一步加强。
    《中国机器人》入选第十四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这部作品思想性特别突出,宣告了以智能人或自动化机器人为技术标志的人类文明新阶段即将到来。这是人类继以蒸汽机为标志的机械化时代、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电气化时代和以计算机为标志的自动化时代之后即将迎来的工业4.0时代,也就是在计算机及互联网基础上,实现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实现智能工厂、智能生产和智能物流。换言之,就是在整个制造业领域,几乎都可以由机器人代替人类来完成“劳动”任务。因此,这无疑将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技术革新,可能会给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面貌乃至于人类自身带来巨大变革。这样一个新时代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挑战,更是一次换道超车、追上并超越发达国家的良机。《中国机器人》将中国研发机器人的事业放在世界智能人类发展历史的背景及坐标上来书写,客观准确地记录了中国机器人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重大成就,实际上也是在为一个即将到来的人类新时代而鼓与呼,是为那些为中国机器人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相关人物树碑立传。在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他们坚定地维护祖国的权益与荣誉,在与外国人和外资合作过程中绝不卑躬屈膝、刻意迎合,决不出卖国家利益,决不与外国人做“丧权辱国”的“汉奸”式合作!在曲道奎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和拳拳报国心,也看到这个国家的脊梁与尊严。
    作家是时代的书记员,是民族心灵秘密的探索者。文学可以也应当直面现实,记录和思考时代,自觉承担起时代的先行者、先觉者、先倡者的责任。李英的纪实文学《第三种权力》就是这样一部有时代体感温度和思考深度的作品。李英发现了全国第一个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浙江武义县后陈村这个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典型,在深入采访当事人的基础上,认真探析农村公共权力有序依法运行的新途径,深入阐释了“第三种权力”的新鲜概念,亦即:在村支部委员会和村民自治委员会之外,成立一个与“村两委”并列的、专事监督村级权力运行和行使的第三方——监督监察方,从而将农村管理推进到了分权制衡、民主监督的阶段。村务监督委员会是后陈村的首创。2004年6月18日,后陈村在全国率先成立。“后陈模式”随即在武义县普遍推广。一年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视察后陈村,肯定了武义县的试点探索精神和后陈村的摸索的贡献。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作者由此推断,后陈村的基层民主实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村务监督由一村之计,上升到治国之策”,令人信服。李英是一位有经验的作者。他绝不止于原原本本地记录事件本身,而是努力挖掘事件错综复杂的来龙去脉,层层剥笋,逐步揭开后陈村隐秘面纱:21世纪初,村干部腐败蔓延,后陈村一时间“前腐后继”。正在此时,胡文法临危受命,出任后陈“问题村”的村支书。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开创性地提出成立专门的村财务监督小组,对村级财务运行进行全程监督,之后,又根据民意给村民们分配了土地征用款,同时留足资金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为百姓创造更多的可持续的财源。得民心者得天下,由于顺应了百姓诉求,胡文法的探索实验获得了成功,受到了村民的普遍拥护和赞赏。在财务监督小组基础上,后陈村又进一步摸索成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些循序渐进的一步步的摸索,使后陈村民主法治体制机制逐渐得以建立、健全和完善。村级权力运行更加阳光、透明、具有公信力。后陈村的实验,从而具有了非同寻常的重大历史意义。对于如此重要的事件及其相关当事人,文学确应做出及时的关切与回应。从《第三种权力》对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纪实可以看出,文学通过自觉记录和思考时代重要发展课题,可以积极介入现实参与现实变革发展。这种记录和思考,是为历史立此存照,更是为了助推时代列车健康前行。纪实文学参与现实的功能正在以一种主动参与、积极思考的新方式得到了传承与光大。
     

    人物形象的塑造受到更大关注

     
    文学的一项基本功能是塑造典型人物。人物报告在纪实文学创作中向来占据重要地位。聚焦人物尤其是时代脊梁和英雄楷模更是纪实文学创作一贯的坚定选择。本年度人物报告和人物传记方面涌现出了诸如《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宗璞的《向历史诉说——我的父亲冯友兰》、张子影的《试飞英雄》、谌虹颖的《放歌天地间——艺坛将星阎肃》、岳南的《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许晨的《一个男人的海洋》、李延国/许晨的《无衔将军——优秀军转干部王福波的命运创新》、范小青等的《两岸家园——二十二个台湾人》、丁晓平的《铁汉丹心:国企党员干部好榜样张进纪事》、徐富敏的《永远的李保国》、彭雁华的《阳光大姐的故事》等一批作品。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是一部关于习近平总书记1969年1月至1975年10月在陕西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生活的口述实录体作品。由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采写编著。这部非虚构作品因其真实、原生态、资料来源的第一手性而更具可信度、感染力和说服力。采写者采访了当年同习近平一块下乡、共同生活和劳动过的知青、房东、梁家河和赵家河的干部群众,文安驿和延川县等方面的领导等,力图从知青、村民和其他各界人士的角度比较全面、准确、深入地还原习近平在梁家河的成长、生活、劳动等场景和相关事迹。这些口述追忆同习近平同志自己的回忆《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学情缘》等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起到了相互印证、呼应及确认的作用。这部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习近平青少年时代的精神成长史。他的知识、能力和本领的增长,他的理想信念、思想品德、精神本色的锻塑基本上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家庭教育良好家风的影响。父母的言传身教,让习近平同志从小就懂得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在延川当知青时他曾偶遇一位自称是父亲卫士的乞食老人,便慷慨地将身上所有的钱粮都送给老者,甚至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老者身上。这就是家教的影响。二是刻苦学习,从书本的间接经验中获取。习近平到梁家河插队时,带了两个箱子,装的都是书。到了梁家河后,他努力做的两件事,一是融入群众,一是到处找书读书。对于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在村民们的印象中,总是看到习近平在读书的场景。他经常读书到深夜。晚上他还在窑洞里跟知青和乡亲们分享知识,帮助村民们开阔眼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阅读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好习惯便是在插队时奠定的基础。三是文艺作品的熏陶,培养真善美的情操。习近平五六岁时就听母亲读连环画《岳飞传》,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给了他深刻的思想影响。他特别喜欢《满江红》和《游子吟》,这两首诗词集中体现了以忠孝为基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插队时,习近平听说邻村有位知青有《浮士德》这部作品,竟然走了三十里路去借。读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看到书中主人公睡钉板床考验意志,他也学着睡光板炕,在遇到恶劣天气时就到外面去摸爬滚打,淋雨,搓雪,洗冷水澡来锻炼自己。他与作家路遥、谷溪以至后来同王愿坚、贾大山等都有交往。他的《忆大山》比较详细记录了两人真挚的友情。延川谷溪等创办的《山花》文学小报和以路遥、史铁生、陶正等为代表的知青作家群的创作都曾受到习近平的关注,也对其情操的养成发挥了作用。四是社会大学校的劳动教育,人民群众的言传身教。到延川插队,习近平自称要过跳蚤、饮食、劳动和思想四关。开始时他也曾一度迷茫、孤独,但当他转变了态度,便开始同群众努力打成一片,想在一处,干在一处,团结在一起。人民群众给予了他十分的关心、呵护和帮助。在吃、住、干活等方面关照帮助他。老百姓有吃的给习近平他们送一点,送一碗酸菜,生活就改善了。从此,习近平把群众的需要放在心头。因为村民们缺水喝、少耕地、没做饭的柴火,他便带领村民打井,修淤地坝,建沼气池。为了方便群众生产生活,他在梁家河办起了代销点,用县里奖励的三轮摩托车兑换成磨面机,开了小磨坊,设立了裁缝店、铁业社。他逐渐养成了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自觉。在离开梁家河后,他还帮助村里解决了通电难题,建起了学校,并曾两度回村看望乡亲。五是与善者居,同辈和同行者之间的相互砥砺。在梁家河插队时的同屋知青、其他知青和文化人、身边的各种人都给了习近平有益的帮助。彼此相互鼓劲、激励。都坚持读书,做实事,争取进步,入党,上大学。良好的朋友圈氛围有效地影响了他的成长。六是组织上和领导的关心爱护、扶持培养。为了入团习近平曾八次递交申请。公社团委书记来考察,同吃同住同聊天,五天后两人成了“死党”。县团委书记陶海粟倚重他,安排他去赵家河搞社教,让他放手大胆干。习近平动手修男女分开的厕所,带领乡亲建淤地坝、沼气池等,做出了突出成绩,村民们一再挽留要他留在赵家河。公社党委书记白光兴和县委书记申昜等给予他真心的爱护与培养。习近平递交了十次入党申请。组织上顶着巨大压力,以外调材料已确认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所谓问题为人民内部矛盾,习近平为“可教育好子弟”,最终批准其入党。梁家河村支部随即推举他任村支书。后来,县里又大力推荐他入学清华。从此,习近平走上了一条比较平坦的发展道路。“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读传,可以砺壮志、感真情、悟人生。这部口述实录,讲述的是习近平的人生片段,青春岁月。习近平知青七年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初创时期的境遇相似——困难重重,生存维艰,只有依靠群众、融入群众才能生存、发展。少年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时,作为“黑帮”子弟被送到派出所又拉回来,被送到少管所因为缺床位而被送回。接着,他明智地选择报名随北京八一中学同学去延安插队。然而,开始几个月,黄土高坡上点着煤油灯的乡村原始得有点像山顶洞人的生活,满身的跳蚤难以忍受,粗粝的食物亦难以下咽,其他知青都上山干活了,他却很随意,不久便跑回北京。家里把他送到从前的太行山根据地他姨父和大姨那里。姨父以当年“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大学生处境教育他,鼓励他一定要融入群众以群众为靠山。就这样,少年习近平重返梁家河,从此努力地融入村民之中,勤奋劳作,创造性劳动,也被宽厚的乡亲们所接纳,并深受爱戴。璞石雕琢成玉、铁矿淬炼成钢。这一转变过程,是艰难的蜕变成长过程。他花费两年时间艰难地度过了“四关”,正好印证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真理。习近平15岁到22岁的知青生涯,让他系好了生活的第一粒扣子,拧好了人生的总开关。“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现在我还受益于此。”从习近平的精神成长历程,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启示。理想信念至关重要。七年岁月让习近平真真切切地明白了“我是谁?”,明确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坚定了人生目标。他说自己有黄土情结、乡村情结,“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要始终做人民的公仆。这让人想起了邓小平的格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深厚的人民情怀和国家情怀是一切卓越领导人的共同特点。牢记初心,明确“为了谁?”,坚定奋斗的宗旨和方向。习近平在梁家河确立了自己的人生坐标,立志从政,为人民做实事。“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老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不断磨炼坚强的意志和坚毅自信的品格。习近平曾借改郑板桥的诗抒发胸臆:“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在艰苦的岁月、艰难的生活劳动环境中,他不懈奋斗,把自己打磨成了一块好钢,锻造成了“特殊的人”——共产党人,充满了自信,并从此矢志不渝地为民族、国家的利益奋斗不已。
    军旅作家张子影对军队和部队官兵有着常人难以匹敌的深厚感情。因为热爱,所以执着。她花费了二十几年时间关注、跟踪、记录和抒写空军官兵特别是试飞员的工作和生活,积累了丰富而生动的第一手素材。《试飞英雄》是她多年采访创作试飞员题材之集大成,集中、全面、深入而详尽地披露了我国空军试飞员群体的日常工作、训练及生活。这是一部为英雄立传的书,作者以倾情讴歌赞美英雄作为主题。英雄是觉悟之人,代表着一个民族和时代的精神标高。文学要积极刻画英雄,表现英雄主义,因为英雄和英雄主义代表着一种永恒的价值。他们的意义超越了时代和历史。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人们都呼唤并且渴望和期盼着英雄的出现。特别是在当今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承平日久的生活容易使人陷入平庸琐碎、凡常无奈、随波逐流之中,尤其需要耀眼的精神之光的照亮,需要品德之钙、精神之铁的滋养。张子影刻画试飞英雄着重描写英雄的生死考验与血火检阅,展现英雄如何面对生死关,如何看待生死。试飞员们对于自己这份天底下独一无二的工作和事业。因为热爱,所以勇敢;因为热爱,所以不愿放弃。老一代试飞员汤连刚说:“如果有那么一天,看咱哥几个先是谁,……但剩下的人决不能退缩。”试飞员雷强说:“就是摔,我也要摔在跑道上!”传到李中华这一代,他说:“即使我化作流星离去,也要照亮战友们试飞的航程。”“即使我这次牺牲了,为国防发展也值得”,——这是试飞员黄炳新在一次风险极大的试飞出发前提前写在“遗书”上的一句话。试飞员们的生死观如此健朗直截,如此大义凛然,不由人不肃然起敬。《试飞英雄》全书分为七部,每一部标题和主要内容都跟生死紧密相关:“离死亡最近的人”“刀尖上的舞者”“直面生死”“迎死而生”“万死不辞”,类似这样的词语,渲染出了试飞员的确是一种风险很高的职业。作者把英雄群体都置于生死攸关的关头上来刻画他们。书中详细地写到空中停车、尾旋、颤振等各种险情各种故障,让读者真切地感觉到,几乎每一次的起飞试飞都是一次风险挑战,都是一种险象丛生、危机四伏的考验,读来扣人心弦惊心动魄。而在这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考验面前,试飞员们都将生死置之度外,努力去尽好自己的本职完成自己的使命,以至于有时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无怨无悔的选择和最终的自我成就,充分证明了存在即能永恒,牺牲即是不朽。60余年来,中国空军已有29名试飞员血洒蓝天。牺牲是一种结束,一种完成,更是一种成全,一种觉悟和永恒。因为他们的付出、奉献与牺牲是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所以,他们的牺牲将在更多人的生命中得以铭记和延续,从而获得不朽。这是一群大写的人,他们竖起了人类精神价值的新高度。
    谌虹颖的《放歌天地间——艺坛将星阎肃》是一部富于启迪意义的优秀传记。作者通过对阎肃有关新闻报道、传记材料和创作历程等情况的深入梳理,用大量真实可信的资料,描述了阎肃的成长过程、创作经历特别是在歌剧、民族歌剧和歌词等方面的创造创新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就。在这部作品中,我们读到了一个大写的人,一个将自己的个人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和时代的发展潮流紧紧牵系起来的艺术家。作品回溯了阎肃的童年及少年时代的经历,揭示其心灵成长的轨迹。正因为他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中成长起来的,备尝战争给自己家庭和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以他从小就打牢了爱国、爱民、爱军的精神底色,奠定了他极强的组织观念和组织纪律性。阎肃是一位不退休的人民艺术家。到60岁该退休时被组织上安排“暂缓退休”,这一“暂缓”就把他一直缓到了85岁临去世之前才真正办理了退休手续。而对阎肃自己而言,他最在乎的就是身上这一身军装,从青年时代穿上身,一直穿到老去,永远难舍,永远珍惜。他始终牢记着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也是一名军人,更是一名人民的艺术工作者。他的一生都在追随时代,追随人民进步的脚步,用心、倾情、执着地为人民抒写,为时代放歌。用《江姐》《红梅赞》《红灯照》《党的女儿》《我爱祖国的蓝天》《敢问路在何方》《长城长》《雾里看花》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歌剧、歌词等奠定了自己作为一名艺术大家的显赫地位。他还参与了1986年以来中央电视台历届春节晚会策划、双拥晚会、复兴之路电视专题片、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9·3晚会、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等一系列重大文艺活动。他对后学者严于要求、多加鼓励提携,对自己严格自律,知足常乐,淡泊名利,务实扎实,以丰厚的创作实绩为中国当代文艺发展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放歌天地间》里,作者着重渲染了阎肃的人格魅力、精神魅力,彰显其作为文艺界“时代楷模”的标本价值和标杆意义。阎肃一生几乎没有担任过什么职务,他只是军队的一名普通的创作员。但是他热爱人民,对军队和军队指战员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主动地、自愿地为他们书写,为他们歌唱。譬如,他为空军战友写下了《我爱祖国的蓝天》《军营男子汉》等好歌。正是因为他对军队和人民怀有深深的爱,深入到群众中间并深深地扎根于此,因此他的作品接地气而有人气,有体温有灵魂,也就自然更受群众欢迎和喜爱。对于文艺创作,他从不苟且,而是推敲细磨,精益求精,务求完美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他善于抓住灵感,赋予作品强劲的艺术魅力。对于优秀的文艺作品,阎肃始终保有自己坚定的信念和标准,那就是“作品活在老百姓心里才算留下了”。其实,一个人不亦如此吗?一个人,只有活在了他人的心里,只有活在自己创造的作品里,才有可能获得不朽或永生。人生在世,区区不过百年,然而,我们为何要白白来此世上走一遭?我们总应在有限的生涯中,做点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一些对于人类和世界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给亲友和世人留下点东西、留下些念想,这才不枉此生!阎肃以自己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提示我们:尽管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但是如果专心致志地、执着地去做好一件于时代和人民有意义的事情,终将会创造出有价值的、能流传的艺术品或其他劳动成果。这便是阎肃一生和《放歌天地间》一书最大的思想意义。这位将毕生都献给了人民艺术事业的艺术家,是当之无愧的人民的艺术家,也是时代最忠实和真诚的歌手。阎肃的人生具有普遍的借鉴及效仿价值。
    《两岸家园》是一部生动记录22位台湾企业家自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江苏省投资建厂、创办企业的历程的作品集。作者汇聚了江苏省一批创作活跃的中青年作家及诗人,包括范小青、鲁敏、储福金、周桐淦、雪静、胡弦、庞余亮等。采访和描写的对象是在中共江苏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的帮助和支持下特意选择出来的22家台企及其主要创办者或经营者——22位台商。这些台商经营的领域涉及工业、农业、科技、教育、生态等,这部作品集通过讲述这些台商的创业史,多层面多角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大陆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行之后和两岸实现“三通”以来,借助新的历史形势发展大潮的推动,大批台商台企纷纷涌进大陆参与国家建设和改革发展事业的波澜壮阔的壮丽图景。这是一曲献给积极参与祖国建设大业、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22位做出贡献的建设者与爱国者的深情礼赞,是一束绚美的文学之花。正是因为有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两岸“三通”的革新进步,海峡两岸才能更加自由地实现人员、资金、技术、商业等的相互往来。而在大陆改革初期,在祖国百废待兴之际,这22个台湾人出于树叶对根的深情,出于对祖国故土的热爱,勇为天下先,相继来到大陆投资建厂办企业,在为自身的经营和事业发展开辟新机、创造新境界的同时,更是为江苏省和大陆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这是一种双赢的结果。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台胞最难能可贵的品质——拥护祖国和平统一,参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他们来自台湾,他们是中国人。他们也是中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作家们为他们抒写,为他们礼赞,实际上也是在为主张并推动两岸和解统一的爱国者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建设者奏响一曲曲赞歌。在江苏昆山创办南宝树脂(中国)有限公司,从事水泥漆、水性漆生产的阿聪(孙德聪)强调“正派经营,稳健踏实”,讲诚信。他信奉妈祖,热心做义工,一心致力于两岸和平、携手共创,个性鲜明令人难忘。江苏长盈机械公司董事长赖天富认为,人生的价值都在每天24小时之内,人都必然会死亡,因此要充分利用好这有限的时间,要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精神,选择对的路一辈子走下去。叶能櫆经营正将自动化设备(江苏)公司,注重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无锡百和集团负责人郑国烟,自幼家贫,也是自强的榜样。扬州英瑞车材工业和集团董事长翁文锺信佛,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捐赠,生活上节俭朴素。常州盛辉药业公司董事长张家铭的生活哲理是“人生若炼药”, 将工作作为人生唯一的乐趣。他推崇的医疗理念是“只要能帮助患者缓解病痛,什么方法都是好方法”。大陆广阔的市场带给了他的企业更宽广的生存空间。他努力做到自己的药品对患者伤害最小。这是一位富于个性的企业家,也是一位人生的智者。广运集团董事长谢清福信奉的人生哲理是“不怕口袋空空,只怕脑袋空空”,“一技之长,终生受用”和“每天比别人多走一步”。这些信条,正是引导其走向成功的指针。作者们对人物的描写,还特别注意表现他们的恋爱爱情和婚姻家庭生活。譬如,经营婚纱发光事业的余政和自1991年来张家港创业,与女友饶静美一路携手走来,在经历了屡屡受骗、事业受挫艰苦历练的过程中,两人相知相惜,相濡以沫,爱情日臻纯粹,最终在苏州生儿育女,落户扎根,成为新苏州人。开办徐州韦肯国际文化交流顾问公司的任聿旬在成就事业的同时,娶了一位大陆女孩,成就了自己的爱情美姻缘。而淮安皇达花卉公司的黄耿达更是在创业过程中巧遇自己未来的知心爱人王平芳,两人以花为媒,成就了一段人间的幸福婚姻,美好而动人。台湾同胞在大陆经商赚钱,也在大陆找到了家的感觉,找到了身心和灵魂的家园与栖息地,甚至以新居民的身份直接融入了当地生活。这是他们忠贞不渝的故土,也已然是他们精神和灵魂深处无法割舍的一部分。《两岸家园》对各家台企的描写,在讲述企业投资、创业、成长历程之中,注重突出这些企业独特的企业文化和品格操守,努力探究其取得成功的内在原因。开发南京江宁区银杏湖农业休闲观光的林铭田领导企业着眼长远效益,不计回报地投入生态建设,一个人投资30亿“手绘”出一幅银杏湖美景,成就了南京文化的新地标。在常州设立吉的堡双语智优幼儿园的角本清投资4100多万,坚持依法办事,追求和依靠的是口碑,是学生和家长们的良好反映。范小青笔下的《诚品在苏州》更是用深情的笔触,讲述了诚品书店与苏州市美丽的邂逅与携手。诚品选择了苏州,实现了新的飞跃;而苏州选择了诚品,则引进了一座文化新地标。诚品的经营理念是:精进自己,分享他人,为读者提供优质的服务,并以此赢得市场,成就自身。书店坚持人文艺术、创业生活并举,努力满足读者的需求,让读者走进书店犹如走进一种有品质的生活。《两岸家园》无疑是一部以独特视角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宏阔历程的生动读本,也是一部献给推动两岸和平统一、齐心共筑中国梦的有益的文学作品。
     

    小说的“逆袭”与纪实文学艺术的新探索

     
    纪实文学是一种非虚构创作。本年度,非虚构创作的“试错”与“冒犯”问题受到关注。周晓枫在《文艺报》刊文,谈到自己的散文创作一直都在试错。其实,包括近年来的部分散文、纪实文学和非虚构作品,一直都在“试错”和尝试,冒犯甚至违背各种文体的限定性,试图打破所谓的创作铁律或边界。譬如纪实文学也在尝试思辨体等种种新样式。如杨黎光的“中国现代化三部曲”即属此类。与之相对应的是,纪实文学非虚构创作手法也“逆袭”了小说创作。孙惠芬的长篇小说《寻找张展》就采用了一种准纪实的、非虚构式的手法,写实式地展开叙事。因此,文体观念、创作边界似乎正日益变得淡化或模糊。
    非虚构的漫溢现象成为文坛关注的一大热点。一是打破纪实文学文体边界,实现跨文体创作的突破。同时,可能影响到对文体序列和文学观念的重新审视与定义。传统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和戏剧的文学分类遭遇挑战,全媒体时代究竟“何为文学”、“文学为何”成为新的课题。丁捷的《追问》就是一部值得追问的作品,非虚构、纪实的叙述手法,采取多人经历的混合杂糅,加以大量的艺术想象与艺术加工,重新捏塑而成的一部生动好读的反腐纪实,影响很大。但是,如何定位这部作品,究竟将其归入何种文体,还需辨析和探讨。二是对于传记和传记文学,有人提出应予以区分,传记文学可以虚构,等同于传记小说、纪实小说。三是传播的泛滥。新兴传播方式使传统传播方式的优势几乎荡然无存,打破了文学的传统格局,亟须引起作家的高度关注。
    袁隆平心里怦然一动,这话落在他心坎上了,一辈子再也没有忘记这句话,……水稻,良种!这两个关键词,加在一起,在袁隆平的脑子里一下变得从未有过的清晰了,他感觉自己茫然的眼神终于对准焦距了。
    ——这是陈启文的纪实文学新作《袁隆平的世界》里的一段心理描写。心理描写通常被视为小说的重要表现手法。类似的想象虚构式的小说笔法在纪实文学创作中的运用可谓俯拾皆是。特别是2010年非虚构创作兴起形成潮流之后,小说对包括纪实文学、散文在内的非虚构创作的逆袭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事实上,小说与纪实、虚构与非虚构的交织混用,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历久最悠长的是歌咏和纪传两大流脉。从劳动号子衍生出来的歌咏与诗词歌赋绵延上万年。从结绳记事、绳陶甲骨,青铜铭文直至后来的史册典章,基本上传承的便是纪传、纪实的文脉。而纪传叙事作品自诞生伊始,便混杂了许多虚构想象的内容。人类早期的叙事作品多为神话。后来出现的历史典籍纪事亦不排斥想象。在被普遍视为中国报告文学及纪实文学雏形的《史记》中,就有不少凭借想象揣测臆度而写成的内容。譬如,在《鸿门宴》中:“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这段关于樊哙言行神情的描写无疑是想象的,甚至是虚构杜撰的,极尽夸张之能事。在史著中,这种笔法常被称为文学手法,其实质便是小说笔法。
    神话传说更是人类的想象、虚构与真实和历史混搅在一起的叙事。关于女娲造人、有巢氏筑巢、燧人氏钻燧取火、神农尝百草、尧舜禹禅让等等,都是虚实交融亦真亦幻似真似假,难辨真伪。据此可以推断出,中国文学或史著的早期创作中,纪实中大多有虚构的萌芽、小说的成分。这大致是不虚之论。
    反之,小说也受到纪实的深刻影响。四大古典小说,均由真实历史和纪实演绎而来。《三国演义》是《三国志》的小说版,《西游记》是玄奘天竺取经的神话版,《水浒传》是宋江起义的英雄传奇,《红楼梦》则有着作者自叙传的影子。在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些小说类作品亦常备冠以“××传”、“××记”(《红楼梦》亦名《石头记》)这样的纪实性名称,纪传和纪实对小说文体的介入与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到了现代文学时期,纪实文学这一新兴文体初生乃至走向成熟期的一些作品,对于该文体的限制性特征还都是比较模糊或含糊的。纪实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可然性、或然性的想象甚至是虚构内容。譬如,夏衍的《包身工》中,就有这样的描写:
    “拿摩温”为着要在主子面前显出他的威风,和对东洋婆表示他管督的严厉,打得比平常格外着力。东洋婆望了一会,也许是她不欢喜这种不“文明”的殴打,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合理”的惩戒方法,走近身来,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将她扯到救火用的自来水龙头前面,叫她向着墙壁立着;“拿摩温”跟着过来,很懂东洋婆的意思似的,拿起一个丢在地上的皮带盘心子,不怀好意地叫她顶在头上。东洋婆会心地笑了:“这个小姑娘坏得很,懒惰!”
    上文中对人物心理和神态的描写,都是属于想象性或虚构性内容。这些描写都是由可能发生或或许会发生、有可能如此或或许会如此的内容,亦即可然性、或然性的内容。它们未必是真实历史或事件本身的物理性还原与再现,而是一种文学化的、艺术性的重写、重塑和表现。这样的描写在纪实文学之类的非虚构作品中,是合乎情理和事理的存在,不违反艺术真实与事件真实的统一,因此是可以被接受的。
    即便是到了当代,被称为新时期纪实文学奠基之作的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同样有一些准虚构或类虚构的想象性描写。譬如:
    他(指陈景润)默然收下了。他噙着泪送李书记到大楼门口。李书记扬手走了,赶上了周大姐他们的行列。陈景润望着李书记的背影,凝望着周大姐一行人的背影模糊地消失在中关村路林荫道旁的切面铺子后面了。突然间,他激动万分。他回上楼,见人就讲,并且没有人他也讲。“从来所领导没有把我当作病号对待,这是头一次;从来没有人带了东西来看望我的病,这是头一次。”他举起了塑料袋,端详它,说,“这是水果,我吃到了水果,这是头一次。”
    如此细腻的描述,似乎只有小说中才会出现。但是在纪实文学中读到这样的段落,读者亦不会感觉诧异,反而觉得真实可信。这是因为,作者描写了可然性与或然性的内容,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心理和情感共鸣,宁愿或情愿相信这些描写都是真实无欺的。毫无疑问,这些内容均属于艺术真实、想象真实与事件真实、历史真实和判断真实相统一的内容。
    《寻找巴金的黛莉》其主体内容是一个悬念迭生的故事。这种故事性便决定了这部纪实文学必然具有鲜明的小说性。而作者赵瑜采用的也是小说层层剥笋、逐步揭开谜底的笔法。2006年冬天,作者从古董商手中获得巴金写于1936年寄给山西黛莉的七封信。收信人“黛莉”是谁?她与青年巴金有无恋情?她后来的命运如何?如今究竟是还活着或已去世?作者为了揭开60年前的这一个个秘密,驱车万里,苦苦追访,寻求答案。这个寻找过程处处布满玄机,富于悬念。通过寻找,作者揭开了一段又一段尘封的记忆,打开了少女黛莉曲折坎坷的人生画卷,一部不是小说却酷似小说故事的纪实文学浑然天成地写就。
    由此可见,小说的故事脉络与结构,小说的叙事手法和技巧等,都可以对包括纪实文学在内的非虚构创作进行全方位的渗透,造就一些类似小说或像小说的非虚构作品。
    2010年以来方兴未艾的非虚构创作潮涌现出了不少优秀之作。今天回头剖析这些作品,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奇特的却是真实的现象:许多引起轰动和广泛好评的作品都杂糅了虚构与非虚构的手法。譬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所写到的地点梁庄都是虚构的,似乎可与作者的家乡相对应,写到的人物及其故事亦可从其家乡的人事寻找对应,但作者却并不严格遵循真人真事的写法,而是杂糅了多个人物的故事、命运遭际等于一个人物身上,是将多人多个故事多种命运曲折映射到一人之上。换言之,作者采用了完全如鲁迅塑造小说人物的手法——“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这样艺术化地刻画和描写的人物及其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一一对应关系,也无法得到印证或验证。事实上,用这种方式创作出来的所谓非虚构作品,并非标准的非虚构,实质上是一种虚构或准虚构作品。在随后的作品《神圣家族》《梁光正的光》中,梁鸿将自己的这种杂糅了虚构与非虚构的技巧更向前走了一步,并且坦率地将其归入小说范畴。事实上,《中国在梁庄》在《人民文学》杂志以《梁庄》为名发表之前,作者对自己的这部实验性文本的文体和门类归属并不明晰亦不确定,是编辑主张将其命名为非虚构而已。而非虚构究为何物,亦无清晰判断或定位。
    小说对非虚构的逆袭,与非虚构对小说的逆袭互为表里、浑然一体。在当下的许多作品中,时常分不清其究竟为小说或非虚构,甚至分不清是虚构还是非虚构的内容所占比例大。因此,这就给传统的文学创作观念提出了新的课题或挑战。有人认为,非虚构是一种高度融合的写作样态,它已经漫溢出了传统所称的纪实文学或纪实的范畴。也有人提出,文体序列并非一成不变亦非古已有之,文学发展到今天,很有可能催生和出现新的文学体裁及样式。
    毋庸置疑,当下许多非虚构作品,很难被简单地归入纪实文学乃至广义的大纪实文学范畴,也无法简单地将其纳入小说领域。所谓的非虚构作品或许是一种杂交的、杂糅的文学样式或类别、创作手法或技巧。非虚构似乎已经漫溢和淹没、摧毁并重建了纪实创作。它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文学生产力,打开了文学观念的新视阈。换言之,它有可能正在引发文学创作上的一次思想解放,引导作家重新思考以往的文学定势、成见或各种固有的、看似为金科铁律的“律法”、定理和限制,从而找到文学创作新的可能性、新的生长点。擅写小说的湖北作家普玄创作的《疼痛吧指头》就是这样一部值得特别关注的非虚构作品。作者讲述了自己十几年里在照料患有孤独症儿子的过程中所体验到的百般滋味,用心塑造了孩子的奶奶(作者的母亲)坚毅顽强慈爱的形象。奶奶嫁给了一个残疾人,大儿子又因医疗事故耳聋致残,但她从未向命运低头,培养出了一个个有出息有成就的子女。在孙子被确诊为孤独症后,又勇敢地扛起,倾力帮助儿子共同迎抗不幸命运。世间的不幸仿佛潮水般涌来,作者内心的悲苦凄惘难以言表。然而在这巨大的苦难面前,也有些许的悲悯拯救,有爱的光芒照亮。不知疼痛老把指头咬得鲜血淋淋的孩子,让我们感受到了疼痛,那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属于这个时代属于整个人类的。河北女作家聂昱冰描写孤独症群体及社会关爱救助的作品《来自星星的孩子》与此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关于精神心理疾患群体的生动文学记录。
    小说(虚构)与非虚构的相互渗透与交合,可能带来创作手法上的一次刷新。就像当年拉美文学大爆炸带给中国作家的震撼一样,这种新的交融有可能启示中国作家,文学写作其实并无任何包括文体在内的桎梏或藩篱,写作是一种放飞想象和思想,可以自由驰骋聪明才智的事业,所谓“思接千载心游八方”,所谓“文无定法文以载道”,到了今天,或许正在拓展并生成着新的事物、内容及形态。
    事实上,我们也已经看到,当今的文学生态,无论是文学思想观念,内容主题,形式样态,手法技巧,载体途径,……多元多样新的可能性正在逐渐打开。文学创作,将以何种形态与身姿华丽亮相或转身,更是令人充满期许。脑瘫农民余秀华的诗作,打工者范雨素的自叙纪实,网络文学中的穿越架空、玄幻仙侠等各种类型小说……一切新的现象都在提示我们:文学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的文学正在遭遇千古难逢的微时代、万人万物互联时代、数字信息时代、智慧生存智能人类时代,它不会永远是小说、诗歌、散文框化的老面孔,它可以是虚构非虚构混融的四不像样式,可以是文学历史学社会科学杂交的作品,可以是神话传说寓言童话混融的形态。文学将走向何方?文学的将来还会好吗?这些都将取决于时代的变革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时代和需求的发展,必定会催生出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完全陌生的全新的异样的文学。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永不枯竭,文学也就完全具备这样丰富多样的新的可能性。
     

    文学尖兵功能日益凸显

     
    短篇纪实文学雄风犹在,报章报告文学广受关注,值得特别点赞。李春雷追溯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先进事迹的短篇纪实《初心——“新时期党员、干部的楷模”廖俊波纪事》在《人民日报》首发,同时由新华社发布通稿。在前一晚的《新闻联播》节目中还提前做了预告,尤其引人关注。李青松反映塞罕坝生态建设成就的短篇报告《塞罕坝时间》在创作完成后不到48小时即由《人民日报》于8月11日刊发,随即又被《新华文摘》转载,引起较大反响。这提示我们,纪实文学可以更好地发挥自身作为文学轻骑兵的优势,可在短篇创作上更多地用力。短篇创作,对文字表达的要求更高,也有利于作者精益求精,认真锤炼作品。这对于纪实文学创作风气将会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2016年4月至2017年4月,中国作协组织资助了一批“中国报告”中短篇报告文学专项工程的作品,已发表逾百篇,涌现出诸如在2017年“两会”上受到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高度评价的王宏甲的《塘约道路》和马娜的《小布的风声》、哲夫的《水土中国》(这些作品都受到了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高度赞赏,作家也被授予了相关荣誉,召开了有影响的研讨活动)、丁一鹤的《东方白帽子军团》(入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北京文学》两个年度报告文学排行榜)、丁燕的《男工来到电子厂》、阿慧的《大地的云朵》等。
    这项工程对于倡导纪实文学写短、短写有推动意义。启示有两点:一是组织化创作容易出成绩。在重大节庆等时间节点,组织作家采访采风,“三入”,在纪实文学、非虚构创作方面容易取得突破。如许晨的《第四极》,铁流、纪红建的《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纪红建的《马桑树儿搭灯台——湘西北红色传奇》等,实质上都是这种组织化创作的优秀成果。中宣部《党建》杂志相继为《根据地》《见证》《塘约道路》《那山,那水》召开研讨活动,社会反响很大,经验值得推广。二是作品扶持可以取得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工程14年来扶持了约1300个选题,其中纪实文学约占1/4,大批作品出版后产生了良好社会反响,堪称硕果累累。
    记忆文学持续成为创作热点。特别是个人叙事史的书写,将个人命运同时代和历史风云勾连,凸显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人、家庭或家族的命运,极易引发特定群体的强烈共鸣。有的是耄耋老人的回首往事,有的是年轻人在城市生活的心酸与艰辛,如草根底层人物的生存叙事——买房经历、育儿经历、教育新经验、抗癌治病经历等,无论是通过纸质还是网络自媒体等传播,都容易受到关注。譬如微信公号“正午故事”推出的《我是范雨素》,《时代文学》刊发的杜鹃的《我在新西兰当保姆》、矫健的《我们的车队》等,皆属优秀之作。
     

    生态报告文学勃兴令人瞩目

     
    2017年8月以来,塞罕坝突然成为社会公众和许多作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出现了一批反映塞罕坝林场建设卓越成就、表现生态文明主题的报告文学。除了李青松的《塞罕坝时间》外,8月4日新华网发表了郭香玉的《塞罕坝,京城绿色屏障的前世今生》,9月2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蒋巍的《塞罕坝的意义》,10月20日《中国艺术报》发表了张秀超的《塞罕坝,这样走来》。北方聚光塞罕坝,南方聚焦安吉县。《那山,那水》这部献给生态文明、美丽乡村和美丽中国建设的深情礼赞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这一批作品的新鲜出炉,使生态报告文学成为本年度文坛的一大热点。
    生态报告文学的勃兴,是当前纪实文学创作领域不容小视的重要现象。近些年来,涌现出了许多有影响的生态报告文学作品,摘取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奖项,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肖亦农的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先后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和鲁迅文学奖。李青松的《一种精神》《乌梁素海》《薇甘菊——外来物种入侵中国》、叶多多的《一个人的滇池保卫战》、哲夫的《水土中国》等获得了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作家》报告文学奖、《北京文学》奖(优秀作品)等奖励。
    生态报告文学的兴盛是中国现实发展的呼唤与内在需要。从“再造一个秀美山川”到美丽中国、绿色中国建设,从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科学发展观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理念的转变,彻底改变了落后的发展观念,提升了生态文明的地位,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生态文学的生机与活力。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对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坚定践行,从根本上扭转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增强了生态意识,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并正在逐步凝聚成全社会的共识。时代的发展进步催生并造就了生态主题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生态文学风华正茂,绿意盎然。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尤其是报告文学,更是时代最忠实的追随者与记录者。在反映和体现全新的发展理念和时代变迁方面,生态报告文学一马当先一枝独秀,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李青松认为,生态问题催生了生态文学;生态文学是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强调人对自然的尊重,强调人的责任和担当。这是从考察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生态报告文学而得出的结论。在这一时期,率先出现的一批堪称生态报告文学代表性的作品如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倾听大地》《沉沦的国土》《江河并非万古流》《中国风沙线》《中国:另一种危机》《绿色宣言》等,关注中国的森林滥伐,风沙肆虐、国土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赢得文坛瞩目,从而为生态报告文学名分的确立与崛起奠定了基础。从当下可以读到的文本上看,生态报告文学最重要的主题无疑是人与生态或自然环境和人的关系,是保护环境建设生态以更好地服务于人类自身的最高利益。其核心依旧是人,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根本利益、最高利益为旨归。作为一种人学,生态报告文学同样注重表现人类的活动与生态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生态制约着人类,人类改变着生态。在这个矛盾运动过程中,存在着最高的自然法则、生态法则以及人类利益法则,即人类的一切活动需要且必须遵从与遵循自然规律。违反这一铁律,人类便会受到自然生态的惩罚,遵循了这一规律,人与生态便能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生态就能为人类造福。生态报告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生态本身,而依旧是人自身。
    以生态及其开发建设为主题的生态报告文学,其价值必然超越文学。它在推动自然环境保护建设、促进人对自然的情义、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营造美丽乡村绿色中国、践行新发展理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方面都可以发挥自己独特的积极作用。文学作用于人,影响并改变着人的情感、观念和行为方式。生态报告文学在倡扬先进科学发展观,赞美绿水青山绿色和谐生态伦理,在弘扬中国精神等方面,都可以对读者产生正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优秀的生态报告文学是一种有现实指向性和长远意义的行动文学。
    今天,生态报告文学创作的视野与面向正在逐步地打开、拓展。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植物、动物、水、土壤、大气、自然生态、环境等全方位地进入生态文学创作领域。生态意识、正面与反面,全面与立体,局部与总体,植物与动物,生物与人类,都成为生态文学切入的各种视角、角度和方面。与此同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也对生态报告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绿色中国、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战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势必都将影响并改变着生态文学的观念创新、取材、选题、立意、视角和面貌。
     

    创作题材、艺术、队伍等需要不断改进提升

     
    纪实文学的现实题材创作存在短板和不足,在倡导鼓励和引导方面还要重点发力。
    2017年是第十四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评选之年。上半年,纪实文学作品研讨会陡增,多数被研讨作品都要申报“五个一工程”奖。这些作品基本上包含两大类。一类是关于英模人物、先进典型的事迹报告,譬如陈启文的《袁隆平的世界》、张子影的《试飞英雄》、谌虹颖的《放歌天地间——艺坛将星阎肃》、吴玉辉追忆已故三十年的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谷文昌》、任林举讲述全国优秀乡镇党委书记吴金印的事迹的《此心此念》。另一类是反映我国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主题的作品,譬如反映中国创造和中国智造方面新进展的王雄的《中国速度——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纪实》,王鸿鹏、马娜的《中国机器人》,许晨的《第四极》,陈新的《蛟龙逐梦》。其他重大题材的作品,如杨黎光的《大国商帮——承载近代中国转型之重的粤商群体》、陈启文的《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等。由于今年“五个一工程”奖图书类获奖名额从28部压缩到了10部,竞争更为激烈,因此各地宣传部门、出版单位等都加紧了对计划参评作品的宣传推介,注重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媒体纷纷刊发名家评论文章,导致这其中亦不乏一些溢美之词。众多作者都对评奖寄予期望,反映出纪实文学创作渴望引起社会关注的内在焦虑。
    9月,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和第十四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相继颁发。在“儿奖”获奖作品中,舒辉波的纪实文学《梦想是生命里的光》正面描写十几个家庭陷入困境的孩子自强成长的故事。作者的跟踪采访比较扎实。现实题材参评作品比较匮缺是这部长篇纪实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五个一”评选中,获奖的三部纪实文学只有一部《中国机器人》可算是现实题材,另外两部——《抗日战争》《谷文昌》均属于历史题材。现实题材创作还需要下更大气力不断予以引导和推进。
    纪实文学在创作上也存在着一些亟须提升的问题。纪实文学作家必须正确处理好全部真实与局部真实、新闻真实与艺术真实、主观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关系。问题报告始终是创作的热点,尤应强调立场和价值取向,要注重从从善、劝善、劝上、正向价值入手。近期社会问题纪实作品集中在农村问题——老人妇女儿童三个留守群体、空巢老人、空心村现象、农民工回乡、农村婚姻困境、城市中的农二代、“穷二代”等,生态安全、环境污染、雾霾来袭,教育、医疗、住房、就业、法治、全面二孩、人口安全、粮食安全、社会道德人心等问题。要正确看待普遍存在的邀约写作的得失。邀约写作或组织创作,客观上为纪实文学创作创造了便利和条件,创作对象的题材重要、人物典型;但有些作家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片面为稿费、为获奖写作的倾向。有人因此讥讽之为“订单文学”,这些命题作文式的定制作品在思想性、艺术性的打磨上可能会有欠缺或不足。如何保持作家在创作上的独立性和自由选择裁量权显得至关重要。全媒体思维、互联网+的思路,对于纪实文学这种源自新闻与文学联姻的文体是一种严峻挑战。如何进行互联网+,如何推广传播等,都值得深入研讨。
    与此同时,纪实文学创作队伍问题依旧存在。
    2012年以来,中国作协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通过举办报告文学作家班、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会等方式,培养了一批青年纪实文学作家,使队伍青黄不接的状况有所好转。特别是: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四期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鲁二十四”报告文学作家班)群体正在迅速成长为纪实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丁晓平、余艳、马娜、高艳国、张子影、程雪莉、李琭璐、刘标玖、黄立轩、邢小俊、杨绣丽、陈茂慧、江雪等一批作家都陆续有不错的新作发表出版。2012—2015年举办了四届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交流会,与会者人数不断攀高,达到230人。纪实文学作者的培训需求仍未能得到充分满足。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6月5日至7日在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徐迟的家乡浙江湖州南浔镇召开了2017年全国纪实文学创作会,这是第五届创作会。共有2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纪实文学作者参加交流和培训。创作会这种开门办会、举办文学讲座的方式大受欢迎,同时也反映出广大基层纪实文学作者群体存在着强烈的培训需求。下半年鲁迅文学院又举办了第33期作家(非虚构创作)高研班,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种需求,并如“鲁二十四”一样,再为纪实文学界培养了一些青年作者队伍。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是60岁以上的实力派作家。杨黎光、蒋巍、王宏甲、张雅文、黄传会、李迪、梅洁、李鸣生、董保存、于万夫等都不断取得新成就,令人刮目。有人称是纪实文学写作使人越活越健康。
     

    探索扩大社会影响力的新路

     
    新世纪以来,纪实文学似乎正在逐渐远去,每年受到读者欢迎和喜爱的作品都相当有限。如何扩大纪实文学的社会影响力,如何更好地将优秀的作品推向需要它们的读者,成为纪实文学作家、编辑和出版人亟须认真考虑的重要课题。令人欣喜的是,2017年纪实文学向少儿读者的传播成为阅读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参评本年度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李鸣生的作品《中国人是怎么上天的》受到评委们的高度好评,并进入终评备选名单。这是李鸣生专门为青少年倾情打造的“走出地球村”系列之一。“走出地球村”分为《发射场上的司令官》《月亮城的火箭兵》《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秘密》《山沟升起美国星》《起飞,起飞,再起飞》《走出国门的中国火箭》《中国人是怎么上天的》等7个分册,“走出地球村”系列作品故事生动,语言清新,细节鲜活,深入刻画了中国航天人的英雄群像,是激发广大少年儿童理解中国梦、投身报国事业的励志读本。2015年12月由四川少儿出版社陆续推出后,颇受小读者欢迎。
    2017年,由李炳银主编的两套主要面向青少年读者的丛书值得关注。一是由希望出版社陆续出版的“我们的故事·中国精神”丛书,收入了沙志亮的《刀尖上的舞者——“航母战斗机英雄试飞员”戴明盟的故事》、赵雁的《太空双子星——女航天员刘洋、王亚平的故事》、郝敬堂的《好大一个家——阿尼帕妈妈的爱心故事》、江胜信的《讲诗的女先生——中国古典诗词专家叶嘉莹的故事》、纪红建的《雕刻人生:雕塑家雷宜锌的故事》、唐哲的《沙漠著绿:王文彪治沙团队的故事》等作品。据说出版社对这套丛书寄予很高期望,付给作者相当可观的版税。二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中国创造故事”丛书,包括龚盛辉的《中国超算:“银河”“天河”的故事》、王雄的《中国智慧:中国高速铁路创新纪实》、许晨的《海底7000米:深海“蛟龙”号的故事》、陈启文的《追逐太阳的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刘斌的《逐梦蓝天:C919大型客机纪事》等书。这些作品此前大多已出版过主要面向成人读者的同主题书籍。经过作者的重新改写,变得更为通俗易懂,更具故事性趣味性,从而也更适合少儿读者阅读。这,是纪实文学扩大传播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创新,值得借鉴、推广。
    除了向少儿读者进行推广外,纪实文学还可以在影视改编、影像化推广等方面进行拓展,充分运用全媒体的优势,运用互联网+,不断增加作品的附加值,扩大作品的社会效益总值,开拓纪实文学的生存发展空间。
    通过评选年度作品排行榜,也是一种推介优秀作品的有效方式。每年度,《北京文学》杂志都要对当年报刊发表的纪实文学推出一个五篇优秀作品的排行榜。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组织全国十余位专家,评选年度报告文学排行榜(通常为10部)。2017年度入围作品是:王宏甲《塘约道路》、纪红建《乡村国是——中国农村脱贫攻坚纪实》、何建明《那山,那水》、长江《直面北京大城市病》、陈启文《袁隆平的世界》、王鸿鹏/马娜《中国机器人》、张子影《试飞英雄》、李英《第三种权力——中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纪实》、任林举《此心此念》和彭雁华《阳光大姐的故事》。
    回顾2017年的纪实文学创作,令人欣喜的是作家们在各方面扶持奖掖政策的助推下辛勤耕耘,取得了丰厚收获。而因纪实文学距离人们现实生活最近可能也容易受到关注并产生社会反响。随着我们国家向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不断迈进,广大纪实文学作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纪实文学的创作视野和天地必将得到进一步拓展,其在文学体裁序列中的重要地位亦将得到巩固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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